第十四章：廊坊据点
一、归乡
一九三七年八月的华北平原，玉米长得比人还高，墨绿色的叶子在热风里哗啦啦响，像一片动荡的海洋。沈家五口人走在乡间土路上，影子被午后的太阳压得又短又重。
静婉头上的素银簪子已经失去了光泽，月白色的斜襟衫沾满了尘土。她牵着小满，女孩的辫子散了，头发黏在汗湿的额头上。嘉禾背着最大的包袱，里面是全家仅剩的几件衣服和一点干粮。建国搀着父亲沈德昌，老人的腿在离开天津时被日本兵用枪托砸伤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立秋最小，却也背了个小包袱，里面装着母亲的首饰盒——如今只剩那支簪子还戴在头上，盒子轻得让人心酸。
“爹，还有多远？”嘉禾问，嗓子因为干渴而沙哑。
沈德昌停下来，手搭在额前望了望：“看见前面那棵老槐树了吗？过了树，再走二里地就是沈家庄。”
老槐树确实看见了，孤零零站在土岗上，树冠像一把撑开的巨伞。静婉记得这棵树，二十多年前她嫁到沈家时，花轿就从树下过。那时树上挂满了红绸子，吹鼓手吹得震天响。如今树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乌鸦在叫。
“歇会儿吧。”沈德昌说，他的脸色很不好。
一家人在树下坐下来。嘉禾从包袱里拿出最后一个窝头，掰成五份。窝头是玉米面掺着糠做的，又干又硬，得就着水才能咽下去。水也不多了，葫芦里只剩下浅浅一层。
小满咬了一口窝头，小声说：“娘，我想吃德昌小馆的炸酱面。”
静婉的手抖了一下。她想起在天津最后那顿炸酱面，是七月二十七日晚上做的。面条是嘉禾擀的，劲道；肉酱是沈德昌炒的，油亮；菜码摆了八样：黄瓜丝、萝卜丝、豆芽、黄豆、芹菜丁、青豆、香椿芽、大蒜末。一家人围坐在后院葡萄架下，边吃边说明天的生意。那时谁也没想到，那是他们在自己店里的最后一顿饭。
“等到了老宅，娘给你做。”静婉摸摸女儿的头，声音轻柔，“老宅院子里有口井，水甜，和出来的面筋道。”
歇了一炷香工夫，又继续上路。越靠近沈家庄，路上的行人越少。偶尔遇见一两个老乡，都低着头匆匆走过，眼神警惕得像受惊的兔子。田里的庄稼长得不错，但不少地块荒着，杂草长得老高。
“人都去哪儿了？”建国问。
沈德昌叹了口气：“跑的跑，躲的躲。日本人的铁蹄说来就来，谁不怕？”
终于，在太阳偏西的时候，他们看见了沈家庄。村子静得可怕，几十户人家的土坯房像沉默的兽，蹲在暮色里。村口的碾盘上落满了灰，井台边的水桶翻倒在地，一只瘦骨嶙峋的狗看见人来，夹着尾巴跑了。
沈家老宅在村子最北头，是个两进的院子。沈德昌的父亲当年在天津开饭馆挣了钱，回乡盖了这处宅子，本是想老了叶落归根。可惜老爷子没享几年福就过世了，宅子一直空着，只留个远房堂兄偶尔照看。
推开斑驳的木门，院子里荒草齐膝。正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都是青砖灰瓦，但多年失修，瓦缝里长出了草。静婉记得西厢房窗前有棵海棠，是她嫁过来第二年亲手种的，如今已经枯死了，光秃秃的枝干指向天空。
“先收拾吧。”沈德昌说，声音里透着疲惫。
二、安顿
收拾老宅用了整整三天。
嘉禾和建国铲除院里的荒草，立秋打扫屋子，静婉带着小满擦洗门窗。沈德昌腿脚不便，就坐在院里的石凳上，修补那些还能用的家具：一张八仙桌缺了条腿，两把太师椅的藤面破了，一个碗柜门关不严。
第二天下午，远房堂兄沈德厚来了，提着半袋小米和几个南瓜。他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五十多岁，背已经驼了。
“德昌啊，你们可算回来了。”沈德厚放下东西，搓着手说，“天津的事听说了，唉，这世道...”
沈德昌请他坐下，静婉倒了碗白开水——茶叶早就没了。
“堂哥，村里现在什么情况？”
沈德厚叹了口气：“能跑的年轻人都跑了，剩下的都是老弱妇孺。日本人的队伍还没到咱们这儿，但听说霸县、永清都占了。最可恶的是那些二狗子，”他压低声音，“就是给日本人当差的汉奸，隔三差五来催粮要款，不给就打人。”
“咱们沈家庄有保长吗？”
“有，姓王，叫王富贵。”沈德厚的表情变得复杂，“以前就是个游手好闲的，日本人来了，他第一个贴上去。现在可威风了，穿着绸衫，挎着盒子炮，见天在村里转悠。”
正说着，院门外传来脚步声，接着是一个油滑的声音：“听说德昌兄弟回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
进来的正是王富贵。四十来岁，圆脸，小眼睛，穿着崭新的灰色绸衫，腰里别着把驳壳枪，身后跟着两个穿黑褂子的汉子。
沈德昌站起身：“王保长。”
“哎哟，不敢当不敢当。”王富贵嘴上客气，眼睛却滴溜溜在院子里转，“德昌兄弟从天津回来，带了不少好东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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