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天气，气温炎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白天的太阳像一团火球，无情地炙烤着鲁南大地，连山谷里的知了都有气无力地嘶鸣着。
傍晚时分，天空终于堆积起厚重的乌云，闪电在云层间跳跃，雷声由远及近。
今夜，一场久违的大雨倾盆而下，豆大的雨点砸在茅屋顶上噼啪作响，干燥的土地上腾起阵阵土腥味。
一个小时后，滂沱大雨逐渐转为细雨淅沥，雨水顺着茅草屋檐流淌下来，在泥地上汇成一道道细流。这场雨虽然暂时驱散了暑气，却冲不散独立团野战医院里凝重的空气。
野战医院设在一个极为隐蔽的山谷里，几间简陋的茅屋和临时搭建的草棚，便是收治数百伤员的全部场所。
雨水从茅草屋顶的缝隙渗进来，医护人员不得不将瓦罐、木盆摆在病床间接水，滴滴答答的声音与伤员的呻吟交织在一起。
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草药味和若有若无的腐臭味，新来的护士刚开始总会忍不住作呕，但不出三天就会习惯——或者说麻木。
条件极其艰苦。药品极度短缺，医生们不得不将纱布反复清洗、煮沸消毒后再次使用。
原本洁白的纱布已经洗得发黄发硬，可就连这样的纱布也所剩无几。很多伤员因缺乏有效的消炎药，伤口感染、化脓，高烧不退，只能在痛苦中煎熬。
惨白的马灯在茅屋中摇曳，映照出医护人员忙碌而疲惫的身影，以及伤员们因痛苦而扭曲、却又竭力压抑的面容。
在最东头的一间草棚里，一个看起来不过十七八岁的年轻战士，因为腿部重伤感染，引发了败血症，此刻正濒临死亡。
他叫蒋志光，三天前在阻击战中为掩护战友转移，被日军掷弹筒的弹片击中大腿。
由于缺乏磺胺等消炎药物，伤口迅速恶化，整条腿肿得发亮，乌紫的皮肤下可见脓液流动。
“水...水...”蒋志光干裂的嘴唇微微颤动，意识已经模糊。
负责照顾他的小护士林秀秀急忙用破布蘸了点凉水，轻轻湿润他的嘴唇。看着这个与自己弟弟年纪相仿的战士在死亡线上挣扎，秀秀的眼圈早已哭得红肿。
她记得蒋志光刚被送来时还能勉强说笑，说自己伤好了要回前线亲手打死三个鬼子报仇。
主治医生陈远从另一个草棚巡查回来，摸了摸蒋志光滚烫的额头，又检查了他腿上的伤口，眉头紧锁。
陈医生是从上海一家大医院辗转投奔根据地的外科专家，原本西装革履的他如今穿着打补丁的灰布军装，双手因长期消毒液浸泡而粗糙开裂。
“陈医生，志光他...”秀秀的声音带着哭腔。
陈远沉重地摇了摇头，从医药箱里取出最后一支退烧针剂。这原本是留给重伤员应急的，此刻也顾不上了。然而针剂注射后，蒋志光的体温依然没有下降的迹象。
败血症已经扩散至全身，没有特效抗菌药物，任何治疗都显得徒劳。
凌晨三点，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蒋志光的呼吸逐渐微弱，最终永远闭上了眼睛。
秀秀忍不住低声啜泣起来，周围的伤员们默默别过脸去，草棚里弥漫着无声的悲愤。
陈远看着眼前的一切，痛苦地闭上眼睛，一拳砸在旁边的木柱上，指节顿时渗出血迹。
这是他今夜送走的第二个伤员，本月第十七个因缺乏药品而牺牲的战士。作为一名医生，眼睁睁看着本可救活的生命在眼前消逝，这种无力感几乎要将他逼疯。
“医生，没办法了吗？”一个低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赵大勇不知何时来到了医院，浑身被细雨打湿也浑然不觉。他看着那名牺牲战士稚嫩却苍白的面孔，声音沙哑。
赵大勇此刻眼中满是血丝，紧握的拳头微微发抖。
陈远摇了摇头，脸上是深深的无力感：
“团长，如果有足够的磺胺，哪怕只有几支...他可能就能挺过去。败血症初期是可以用磺胺控制的。可是...我们什么都没有，连最基础的外敷消炎药都断了五天。”
他指着角落里所剩无几的草药，“这些土方子对付轻微感染还行，对付败血症...我愧对这些战士啊。”
赵大勇沉默着，脱下自己的军帽，轻轻盖在蒋志光的脸上。
他环视着周围那些充满期待和痛苦的眼睛，心如刀绞。这些战士，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却因为缺医少药而牺牲在后方，这是他作为一团之长最不能忍受的事情。
“同志们，”赵大勇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伤员的耳中，“我知道大家很苦，很痛。是我们工作没做好，让你们受苦了！”说完，他对着满屋的伤员深深鞠了一躬。
“团长，别这么说！”一个腹部重伤的老兵挣扎着抬起头，他叫王老栓，是独立团的老兵，“咱当兵打仗，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跟着咱独立团打鬼子，值！”
“对！值！”微弱却坚定的附和声在草棚里响起，这些在痛苦中煎熬的战士们，用尽力气表达着他们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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