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张不知道这里面的道道，一听说铜做得甚至有可能是木头做的，也有点气馁，失落之情溢于言表。
我一看这样子，也不好挫伤他的积极性，笑着对他说，“我的好大哥，感谢你找到好东西不自己留着还想着我，你要是自己掖着，我也不知道啊。这件东西值不值钱不重要，你对我的情谊让我感动啊！”
老张说道，“你的房子嘛，发现东西肯定是你的。不过我还是希望这件东西值点钱，卖了钱你总不能不分给我点吧！”
我一听差点摔倒，心想这个哥哥真是个实诚人。嘴上也不含糊，说道，“肯定少不了你的。咱们都不懂这个，还是找个专家挂个号吧！”
我们正商量着，突然外面传来一阵嘈杂声，等收拾好东西打开门走出去一看，原来是街道上的一群联防队员正在使劲摁住几个民工，那几个穿的又破又脏的民工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脸上流露出痛苦和无奈的表情。
现在一些年轻朋友不知道什么是联防队员，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联防队全称"治安联防队"，是改革开放初期（1980-1990年代）在公安机关指导下成立的群众性治安组织。主要存在于城市街道、城乡结合部和乡镇，属于半官方性质的辅助治安力量。其成员多为社会待业青年、退伍军人或单位抽调职工，非正式警察编制。他们佩戴"联防"红袖标，部分配备警棍等简单装备，但无执法权。工资多由街道/乡镇自筹，常与罚款金额挂钩。
在90年代的城乡结合部，联防队员欺压农民工的现象尤为突出。当时暂住证制度刚全面推行，许多进城的农民工因不熟悉政策或无力支付办证费用，成为联防队的重点"关照"对象。这些戴着红袖标的联防队员常在清晨堵在工地门口，或深夜突袭工棚，用警棍敲打着铁皮门喝令查证。农民工稍有迟疑，就会被推上三轮摩托"带走教育"——要么交上百元罚款（相当于几天工钱），要么被送去筛沙子"劳动学习"。
更常见的是在街头随意拦截盘查。农民工穿着沾满水泥点子的工服走在路上，突然就被喝令站住。联防队员翻着证件挑刺："这照片不像你"、"印章模糊是假的"，然后直接撕毁证件要求"补办"。有些联防队甚至在长途车站设卡，刚下车的农民工还没找到工作，就先被罚得身无分文。敢争辩的往往会被扣上"盲流"帽子，连人带行李塞进面包车拉到郊外丢弃。
这些行为背后是扭曲的"创收"机制——当时许多联防队的工资与罚款金额挂钩。农民工既无维权意识，又怕得罪"穿制服的"，只能默默忍受。这种系统性欺压，成为那个年代农民工进城必须经历的"入门课"。
老张是个极其富有正义感的男子汉，看到这种情况，气得他不轻，知道这群闲散青年组成的联防队又在欺负没有暂住证的民工了，如果放到平常，敲诈民工点钱也就罢了，不知道为什么这次竟然打起人来。
那时候，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他们背井离乡，怀揣着改善生活的朴素愿望，却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丛林中遭遇了种种不公与欺辱。这些来自乡间的劳动者，往往被贴上“外来者”“低端劳动力”的标签，成为城市底层最脆弱的群体。
在建筑工地、工厂车间、街头巷尾，农民工的权益被系统性漠视已成常态。包工头肆意克扣血汗钱，工人们攥着皱巴巴的欠条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简陋的工棚里挤着十几号人，发霉的被褥与裸露的电线交织成危险的生活图景；城市管理者挥舞着罚款单据，将摆摊谋生的小贩追得四处奔逃。更令人心寒的是，当这些皮肤黝黑的劳动者挤上公交车时，常有乘客掩鼻侧目，仿佛他们身上带着原罪般的污秽。
劳务市场门口蹲守的人群中，常混迹着以介绍工作为名的骗子；医院急诊室会先查验他们的暂住证才肯施救；就连子女想进公办学校，也要面对借读费的高墙。某些私营企业主将农民工视为“会说话的机器”，工伤致残后往往用几千块钱打发回乡。每当春节前后的讨薪潮涌起，总有人爬上塔吊以命相搏，这些极端场面背后，是无数被碾碎的尊严。
这种集体性歧视既有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惯性，也掺杂着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野蛮。农民工用双手托起了城市的天际线，自己却活在社会保障的阴影里。他们像候鸟般穿梭于城乡之间，既不被城市真正接纳，又难以回归熟悉的乡土，成为工业化浪潮中最沉重的注脚。
因为知道农民工不容易经常被欺负，所以，当老张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他的正义感立即爆棚，赶紧走上前去，推开那个使劲掰着一个面色黢黑的民工胳膊的联防队员，怒道，“有事说事，为什么这样欺辱人，你们有什么权力！”
我虽然知道老张是武警出身，拳脚功夫不错，但双拳难敌四手，我赶紧向前帮腔，嚷道，“哥几个别大白天欺负人，丢咱们京城人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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