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秒后，在广岛市中心相生桥上空大约600米的高度，“小男孩”被引爆了。
那一瞬间，仿佛天上有第二个太阳炸开了。一道比太阳亮一万倍的闪光，吞噬了整座城市。爆炸中心点的地面温度，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飙升到了7000摄氏度，比太阳表面还热。紧接着，是速度超过音速的冲击波，像一堵无形的巨墙，横扫了一切。
距离爆炸中心半英里内的人，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一声，就在超高温中瞬间“蒸发”了，只在地面和墙壁上留下一个个淡淡的黑影。成千上万的生命，就在那么一刹那，化为了灰烬。一座繁华的城市，顷刻间变成了一片燃烧的地狱。
消息，像断了线的电波，断断续续地传到了东京。日本最高层的反应，先是死一般的沉默，然后是巨大的困惑。
陆军那帮头头们的第一个反应，是否认和轻视。他们对外务省通报说，根据初步报告，这好像就是一种威力比较大的常规炸弹，没什么了不起的，绝对不是美国人吹嘘的什么原子弹。他们一边下令派人去广岛调查，一边拼命地想把这事儿的影响往下压。这种反应，其实挺有意思的。它暴露了日本军方的一种心理：他们打心底里不愿相信，也不敢相信，世界上出现了一种能让他们引以为傲的整个战略体系（比如“本土决战”）瞬间变得像个笑话一样的新武器。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抗拒。
然而，这颗原子弹，就像一块巨石砸进了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也就是所谓的“六巨头”）这个小池塘里，瞬间就砸出了一道深深的裂痕。
主张和平的“主和派”代表，是外务大臣东乡茂德。当他通过美国电台，亲耳听到杜鲁门总统宣布对广岛投下原子弹的声明后，他立刻就明白了这意味着什么。他激动地对内阁成员说，这颗炸弹，给了日本一个结束战争的台阶，一个决定性的理由！我们应该立刻接受盟国在《波茨坦公告》里提出的投降条件。
但“主战派”可不这么想。他们的领头人，是陆军大臣阿南惟几，一个典型的日本武士。他们铁了心，拒绝被一颗炸弹吓倒。他们坚持说，必须等我们自己的调查结果出来，谁也别想现在就谈投降的事！这帮人的脑子里，根深蒂固地扎着武士道精神和那个疯狂的“本土决战”信念。他们觉得，就算打不过，也得在日本本土跟美国人拼最后一场，用日本人的血，给美军造成山一样的伤亡，这样才能逼着美国人给出一个比“无条件投降”更好的和平条件。
就在两派人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皇宫深处，那个被日本人奉为神明的天皇，也开始坐不住了。
8月8日，外相东乡茂德进宫面见裕仁天皇。这位一直活在云端里的天皇，此时也忧心忡忡。他听完东乡的汇报后，罕见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这种新式武器的出现，让继续战争变得已经没有可能了。当务之急，是尽早结束战争。” 他甚至授权东乡，可以去和盟国谈保留天皇制度的条件，只要这事儿不耽误战争的结束。
这次会面，非常关键。它等于说，天皇已经悄悄地站到了主和派这边，为接下来摊牌的御前会议，埋下了最重要的伏笔。
广岛的蘑菇云，并没有像美国人希望的那样，让日本立刻跪地求饶。陆军的反应是典型的三部曲：淡化、调查、拖延。但是，这颗原子弹的真正威力，在政治层面上显现了出来。它成了一件强有力的“政治武器”，被交到了主和派的手里。
它给了东乡茂德和当时的老好人首相铃木贯太郎一个完美的理由——一个后来被很多人称为“天赐良机”的理由——来推动投降。有了这个理由，他们再提投降，就不会显得是自己胆小怕事或者卖国，而是因为敌人用了“非人道的残忍武器”，我们是为了保全日本民族，才不得不做的痛苦选择。
它巧妙地把争论的焦点，从“日本还能不能打下去”，转移到了“面对这种可能导致文明毁灭的武器时，日本还应不应该打下去”。
所以说，原子弹的第一个直接效果，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军事性的。它没有直接摧毁日本的军队，但它武装了在日本政府这个僵局中，动弹不得的鸽派。
就在东京的政客们为了一颗原子弹吵翻天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另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日本的北方，悄悄地酝酿。
1945年那个夏天，决定日本命运的，不光是太平洋上的美国海军，还有远在克里姆林宫里的一个格鲁吉亚人——约瑟夫·斯大林。
1945年8月6日，广岛升起的那朵蘑菇云，不仅把东京炸懵了，也给莫斯科的斯大林发去了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
斯大林虽然早就通过他强大的间谍网络，知道了美国在搞原子弹（曼哈顿计划里都有他的间谍），但当他确认美国人真的用了，而且威力如此惊人时，他立刻就把这次轰炸，解读成了一次冲着他来的“原子外交”。他明白，美国人这是在向他示威：瞧见没？我们现在有“超级武器”了，我们可以在你苏联红军还没来得及动手、还没来得及上来分蛋糕之前，就一脚把战争的大门给踹上，自己把所有的战利品都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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