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条：物理特征。 城市的地形和建筑也很关键。委员会的要求是，市中心得有个直径至少一英里（大约1.6公里）的密集建成区，而且房子最好是日本人最常见的那种木头结构。为啥？因为木头房子不禁烧，冲击波一过，火一点，整个城市就能烧成一片火海，这样从飞机上拍下来的照片，视觉效果才够震撼。甚至连地形都考虑进去了，比如广岛，它被群山环绕，像个大碗，委员会的科学家就分析，这种地形可能会“产生聚焦效应”，把爆炸的威力圈在城里，破坏力还能再上一个台阶。
第五条：后勤可行性。 目标必须在B-29轰炸机的航程之内。当时的B-29是从马里亚纳群岛的天宁岛起飞，来回一趟也不容易。而且，投弹需要飞行员用肉眼瞄准，所以天气至关重要，必须得是个大晴天。为了保险起见，每次任务都得定一个主目标，再加两个备用目标，万一主目标上空有云，就得换地方。
按照这五条“死亡标准”，一份候选名单很快就出炉了，上面有五个名字：京都、广岛、横滨、小仓、新泻。
在这份名单里，排在第一位的，是京都。
京都，日本的千年古都，不仅人口多，工业也发达，更重要的是，它被看作是日本的“知识和文化中心”。委员会那帮人的想法很奇特，他们觉得，京都的居民文化水平高，都是知识分子，这些人更能“领会这种新式武器的深刻意义”，从而把恐惧感传播得更广。
然而，就是京都这个选择，引发了一场高层内部的激烈争论，甚至可以说，这场争论的结果，深刻地影响了战后的世界格局。
站出来反对的，是当时的美国陆军部长，一个叫亨利·史汀生的白发老人。关于他为啥要保京都，坊间流传着一个很浪漫的说法，说史汀生年轻的时候，曾经和他的新婚妻子在京都度过蜜月，那里的古寺、庭院、樱花给他留下了太美好的回忆，他不忍心亲手毁掉它。
这个故事听着很有人情味，但历史的真相，往往比故事更复杂，也更冷酷。史汀生确实反对，但他真正的理由，可不是什么蜜月情结，而是一种深远的战略眼光。他直接找到了杜鲁门总统，力陈自己的观点。他告诉总统，京都是“日本艺术和文化的圣殿”，是日本民族的精神象征。如果把这座城市炸了，就等于把日本人的精神支柱给敲碎了。这会在日本人民心中种下一颗永远无法拔除的仇恨种子，让他们世世代代都恨美国。
史汀生想得更远。战争总会结束，美国最终要占领和重建日本。如果把日本的文化心脏都给毁了，战后的和解还怎么搞？占领还怎么顺利进行？更重要的是，他已经看到了一个正在崛起的巨大威胁——苏联。他明白，在未来与苏联的全球博弈中，美国需要一个稳定、亲美、而不是充满仇恨的日本作为亚洲的盟友。为了眼前的胜利，去破坏美国在亚洲长远的战略布局，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
史汀生的这种地缘政治远见，最终说服了杜鲁门。总统亲自拍板，用红笔把“京都”从死亡名单上划掉了。
这一划，保住了一座千年古都，也改变了另一座城市的命运。为了填补京都空出来的位置，长崎被加进了名单。
最终，第一次原子弹任务的正式目标清单定了下来：主目标广岛，备用目标小仓和新泻。
这场关于京都的争论，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美国高层战略思维里的一种内在矛盾。一边，是以李梅为代表的军方，他们追求的是最直接、最恐怖的破坏力，要用最短的时间，最血腥的方式，把日本打趴下。另一边，是以史汀生为代表的政治家，他们已经把眼光投向了战后的世界，思考着如何建立一个对美国有利的全球新秩序。
史汀生的远见，阻止了一项可能会在美日关系中留下永久伤疤的行动。它也告诉我们，即使在追求“无条件投降”这种看似绝对的目标时，一些为了美国未来利益而设定的隐性“条件”，其实早已被悄悄地摆在了桌面上。
1945年8月6日，天刚蒙蒙亮。一架银色的B-29超级堡垒轰炸机，机身上涂着一个女人的名字——“埃诺拉·盖伊号”，孤独地划破了太平洋上空的宁静。它的肚子里，装着人类历史上第一颗用于实战的原子弹。
它的目标，是广岛。
广岛，一座有七条河流穿城而过的美丽城市，因此也被称为“七川之城”。它之所以被选为头号目标，原因很简单：第一，那天广岛天气特别好，万里无云，能见度高得不像话，简直是为投弹量身定做的；第二，它的军事价值太重要了。这里是负责保卫整个南日本的第二总军司令部所在地，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海军港口和工业中心。最关键的是，它之前没怎么挨过炸，还是一张“干净”的白纸。
当地时间上午8点15分。
“埃诺拉·盖伊号”的投弹舱门打开，一个外形像个拉长了的大铁南瓜的炸弹，代号“小男孩”，掉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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