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虎卫驰援” 的权限设 “三条件、两凭证”：三条件 ——“诸王骑士武力阻丈量”“部落冲突危及汉官或部民安全”“超限马群强行转移”；两凭证 ——“便宜行事令牌”（萧虎所赐，铜制，刻虎首，柄缠玄色丝带）、“调援文书”（需李衡签字、草原吏员作证，注明 “事发时间、地点、事由”）。那拉珠尔补充：“虎卫分营见令牌 + 文书，便会驰援，事后我再向父亲报备；若仅持令牌无文书，或仅文书无令牌，均不调援 —— 防权限滥用。” 李衡点头：“这般界定，既防掣肘，又防越权，周全。”
萧虎特意为李衡划定 “三不允”：不允 “更改量天尺功能标准”（一尺量三丈、一印记百匹不得调整）；不允 “私增部落赋税或马群限额”（需按中都定的 “每万匹马交粮百石” 执行）；不允 “滥杀部民或从犯”（仅首恶可按律处置，从犯需从轻，不得连坐）。他取来 “成吉思汗札撒” 副本，道：“当年大汗定‘不滥杀归顺者’，今日你赴草原，也要守此条 —— 权是用来护民的，不是用来立威的。” 李衡接过札撒，郑重道：“臣若越界，甘受军法。”
耶律楚材为李衡设计 “便宜权使用记录册”，要求 “每用一次便宜权，需记‘时间、事由、处置方式、参与人、事后补报情况’”，册页需 “李衡签字 + 草原吏员或虎卫将领作证”，每月底交中都核查。他道：“记录不是为了‘查账’，是为了‘明权责’—— 你用权有据，中都便好支持；后续他人赴草原，也可依此册学经验。” 李衡让助手王全准备 “双份记录册”（一份随身、一份留驿站备份），确保 “每一次用权都可追溯”。
萧虎命 “白虎堂、工部、军牧司” 协同筹备诏谕事宜 —— 文书需 “蒙汉双语、规范严谨”，信物需 “权威醒目、防仿易辨”，流程需 “庄重有序、显元廷威严”，每一步都 “细之又细”，确保 “诏谕既合制度，又显信任”，让李衡赴草原时 “持权有底气，用权有依据”。
文书由耶律楚材牵头起草，分 “前言、权限、责任、保障” 四部分：前言述 “赐权缘由”（为草原治理、护民安实务）；权限列 “实务处置、军事调援” 具体条款；责任明 “李衡需守权限、记记录”；保障写 “中都物资、虎卫协同” 承诺。文书用 “桑皮纸” 书写（耐磨损、防水），蒙汉双语对照，汉文用 “隶书”（庄重），蒙古文用 “回鹘式蒙古文”（元代官方字体）。耶律楚材还让弟子赵良弼 “逐字核对”，确保 “无歧义、无错字”，尤其是 “权限范围” 条款，反复修改五稿才定。
工部尚书王显亲自监造 “便宜行事令牌”—— 材质选 “草原黄铜”（含锡三成，坚硬耐磨），令牌呈 “虎首形”（长三寸、宽两寸，与量天尺虎首同源，显元廷统一权威），正面刻 “元廷便宜行事” 汉文与蒙古文，背面刻 “至元四十六年春” 及 “萧” 字（萧虎亲验标识）；柄长两寸，缠 “玄色丝带”（元代官员信物常用色），丝带末端缝 “小铜铃”（便于携带识别）。李泉还在令牌边缘刻 “暗纹”（细如发丝的虎纹，每月微调一处，防私仿），王显道：“此令牌，既显权威，又防造假，李大人持之，如萧将军亲临。”
军牧司打造 “虎卫调援符”，分 “符身” 与 “符底”：符身为铜制，刻 “虎卫驰援” 四字，中间有 “凹槽”（可与李衡的令牌嵌合，验证真伪）；符底为木制，刻 “五处分营标识”（呼伦贝尔、克鲁伦河、杭爱山、呼伦湖、贝尔湖），李衡调援时，需在符底 “填分营名称、调援人数”。那拉珠尔还在符身刻 “密码纹”（每月由白虎堂告知李衡与各分营，私仿者难知），道：“令牌 + 调援符，双证合一，才能调兵 —— 既防他人冒用，又防李大人误调。”
白虎殿按 “元代诏谕礼仪” 布置 —— 殿内铺 “红色地毯”（从殿门至龙案），龙案上摆 “诏谕文书、令牌、调援符”，旁置 “成吉思汗札撒” 与《大元通制》副本（显制度依据）；殿外立 “元廷大旗”（红底白虎），两侧列 “虎卫仪仗”（六十名虎卫士兵，持戟而立，肃立无声）；殿门处设 “礼官”，负责 “引李衡入殿、宣诏谕流程”。萧虎还特意嘱咐：“布置要威严，但别冷硬 —— 要让李衡知，此权是信任，不是压力。”
萧虎派快马通知 “那拉珠尔、张谦、周彬” 三方：告知那拉珠尔 “李衡调虎卫的凭证与流程”，要求 “各分营做好驰援准备，遇调援需半日响应”；告知张谦 “李衡可临时调驿站物资，需优先供应”；告知周彬 “配合李衡使用便宜权，做好实务记录”。那拉珠尔接通知后，立刻召集各分营将领，演示 “令牌 + 调援符” 的验证方法；张谦则让各驿站 “预留三成物资，专供李衡临时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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