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在郊外平叛中，两人不幸一同牺牲。
张小会的母亲也在那次叛乱中丧生，多年来，两家都被当作革命烈士家属对待。
“文革”时，市档案馆遭到冲击，有人拿出一份档案，称1936年伪警察局治安先进表彰名单里有郊区警察所。
贲海燕的父亲就是在那一年从副所长升任所长，张小会的父亲也是在那年提为副所长。
说来也巧，那一年东北抗日有一个组织，好几名同志在奎龙郊区警察所被捕，后来被日本人杀害。
造反派质疑当年组织被破坏是否与他们的父亲有关。
张小会对此一无所知，今天“扞卫革命造反派”找他，明天“高举革命造反派”也找他，今天这个让他写材料，明天那个又来要证明。
小心翼翼的张小会询问是不是出了什么事，造反派却恐吓他：“有事你就进去了。”
虽说目前没事，但没完没了的调查还是让张小会胆战心惊，所以建三线时，他第一个报了名。
确实，在三线初建的时候，许多来到这里的人都有各自的原因。
有的是整个车间搬迁，个人只能服从安排；有的是领导指定前来；有的是自己主动寻找机会；有的是转业后被安排过来；还有的是因为献出家园，转户进厂。
总之，无论出于何种缘由，五湖四海的人们汇聚于此，成为了三线人。
冉海回家一进门，就看见妻子边烧火做饭边流泪。
他以为是烧的柴火不干，被烟熏的，便安慰道：“咱们来的晚，干木头都被先来的人拿光了，没办法，只能将就着用了。”
“不是因为这个。”妻子明白丈夫误会了。
妻子孙家和是北京医科大的毕业生，刚到三线担任医生。
她以前是市医院的外科主任，前几年因为家庭出身是富农被免去职务。
这三年来，看着同事被批斗、下放，她常常为自己的处境担忧。
前段时间，宋东方回去调人，听说冉海的妻子是医生，便找到了冉海。
两口子都很乐意，于是一起来到了三线。
来到三线后，她成了全职医生，主刀各类手术。
冉海以为妻子是被柴火熏出了眼泪，让她进屋，妻子却没有动，伸手递过来一封刚收到的信。
这封信是从奎龙市医院转来的，是大舅哥寄来的。
大舅哥孙家玉是奎龙大学的副教授，前两年因为替挨批的校长说了几句辩解的话，便和校长一起被发配到农场改造。
信里说，大舅哥一家在农场改造情况良好，但生活十分艰难，不过看信上的落款时间，已经是一段时间之前的事了。
冉海心想，妻子的眼泪是为大舅哥一家而流。
妻子流着泪求他，让他找宋东方看看能不能把大舅哥一家调到三线来。
冉海和宋东方并不熟，只是以前教过他家孩子，再就是这次调动是宋东方找的他。
冉海很为难，但看着妻子的眼泪，只好硬着头皮答应：“行。”
可是该怎么开口，从何说起，却让他辗转反侧，想了半宿。
第二天，冉海来到燕子沟，先去找袁国岭，跟老领导说了大舅哥的情况以及自己的想法。
袁国岭让他自己去找宋东方，并说宋总指挥为人实在，好说话，这事应该能行。
不过要是办成了，最好请宋总指挥喝顿酒表示感谢。
从老领导办公室出来后，冉海来到了总指挥办公室，他敲了敲门，里面传来声音：“进来！”
听到宋总指挥的回应，冉海小心翼翼地推开门走了进去。
只见办公室里只有宋东方一人，冉海说明了大舅哥想来三线的事，还送上了一条自己一直舍不得戴的皮腰带。
腰带放在桌上，宋东方看都没看一眼，只是询问了一些情况。
当得知大舅哥是奎龙大学的副教授时，直接打断了冉海的介绍。
宋东方说：“副教授，那得有多大的学问啊！好！你大舅哥能来三线当教师，那可太好了，我欢迎。回去等消息吧，开会的时候我会提一下。”
冉海没有离开，又把皮带往宋东方那边推了推。
宋东方明白冉海急切的心情，解释道：“你别误会，调动的事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需要开会讨论，大家同意了还得向上级打报告。因为这是横向调动，需要上级和兄弟单位批准才行，这是正常流程。你妻子来的时候也是这么办的，放心吧。”
话还没说完，就有人敲门。宋东方让冉海回去等消息，并指着腰带示意他带走。
冉海摆了摆手，退出了办公室。
冉海从燕子沟回来后有点心烦意乱，心想大舅哥正在农场改造的事没说，是不是不太好？
在办理横向调动、了解情况和手续的时候，领导肯定会知道大舅哥是改造分子。
大学领导肯定会说，农场那边也会说，他们会不会从阶级立场出发来评判这件事，要是那样的话，可能会对自己在三线的工作和生活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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