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搬进那栋楼的时候，整条街的狗都在叫。不是因为怕生，是因为我带着一只铁皮箱子，箱子里装着我妈留给我的骨灰盒，还有一袋从老家院子里挖出来的土。房东站在门口看了我半天，问我是搞艺术的还是逃难的。我说都不是，我就是个需要很多插座的人。他大概觉得我有病，但押金给得足，也就没再说什么。
这栋楼一共六层，没有电梯，楼道里的声控灯永远只亮一半。我住在顶楼，隔壁住着一个从来不出门的老太太，我只见过她三次，每次都是凌晨三点去走廊尽头接水的时候撞见她站在窗边抽烟。她不看我，我也不看她，我们就那么隔着三米的黑暗各自沉默着，像两棵种在花盆里的枯树。这种关系让我觉得很舒服，因为不需要说话，不需要解释为什么我总是在半夜洗衣服，也不需要告诉她我其实已经三年没有跟任何人吃过一顿完整的饭了。
我每天做的事情很简单。早上七点准时醒，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看十五分钟，那条裂缝从墙角一直延伸到吊灯的位置，形状像一条干涸的河。然后起床烧水，泡一杯浓得发黑的茶，坐在窗台上喝。窗户外面是另一栋楼的背面，灰色的墙面上爬满了空调外机和锈迹斑斑的防盗网，偶尔有一只野猫从某个窗口探出头来，看一眼又缩回去。这样的早晨我已经过了不知道多少个，每一个都像前一个的复制品，但我并不觉得无聊。相反，我觉得这才是生活本来的样子，重复、安静、没有任何意外。
可是那天不一样。
那天下午两点多，我正在厨房煮面条，突然听到楼下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我本来不想管，但那声音越来越大，夹杂着女人的哭声和一个男人粗哑的叫骂。我走到阳台上往下看，看见五楼那户人家的门口围了好几个人，一个年轻女人抱着孩子蹲在地上哭，她面前站着一个穿格子衬衫的男人，手里举着一把菜刀。那把刀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光，我盯着那把刀看了很久，脑子里想的却是一个完全不相干的问题——那把刀的刀刃上有一块黑色的污渍，不知道是血还是铁锈。
后来警察来了，把那个男人带走了。女人抱着孩子上了救护车，围观的人群散开，楼道重新变得安静。我回到厨房继续煮面条，水已经烧干了，锅底糊了一层焦黑的面条。我没有重新煮，就着那口糊锅把能吃的部分挑出来吃了，一边吃一边想，那个女人现在应该坐在医院里哭，她的孩子大概还不懂事，正抓着她的头发玩。这些念头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圈就消失了，就像水滴落在滚烫的铁板上，瞬间蒸发得干干净净。我并不觉得自己冷漠，只是觉得这些事情跟我没关系，它们发生在另一个世界里，而我的世界只有这间屋子、这扇窗户、这条天花板上的裂缝。
晚上十一点的时候我开始画画。这是我唯一坚持了超过十年的事情，虽然我画的东西从来没有人看过。我画的是同一个人，一个没有面孔的女人，她总是站在一片空旷的灰色背景里，有时候穿着裙子，有时候穿着大衣，有时候什么都不穿。我不知道她是谁，也许是某个我忘记了的熟人，也许是我幻想出来的，也许根本就是我自己。我画她的姿势、她的头发、她手指弯曲的方式，但从来不画脸。脸是多余的，我这么告诉自己，一个人的脸只会让人分心，让你以为你了解她了，其实你什么都不知道。
画到凌晨两点的时候，我听到了敲门声。
那声音很轻，像是有人用手指关节小心翼翼地碰了三下门板。我放下画笔，没有动。这栋楼里的人从来不会互相串门，更何况是在凌晨两点。我等了一会儿，敲门声又响了，这次稍微重了一点。我走到门边，透过猫眼往外看，什么都没有。走廊里的灯是灭的，只有尽头那扇窗户透进来一点惨白的月光，照在地板上像一层薄薄的霜。我以为是哪家醉鬼走错了楼层，正准备转身回去，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她说，我知道你在里面。
那声音很平静，不带任何情绪，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我没有回答，也没有开门。我们就这样隔着一道门板对峙着，大概过了两三分钟，她又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我整个人僵在了原地。她说，你画了我这么多年，难道不想看看我长什么样吗？
我把手从门把手上放下来，后退了两步，背靠在墙上。心跳得很厉害，但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一种奇怪的兴奋感，就像一个解了很久的谜题突然露出了答案的一角。我没有开门，因为我知道一旦开了门，有些事情就会彻底改变，而我是一个讨厌改变的人。可那个女人似乎并不着急，她在门外坐了下来，我能听见她的衣服摩擦墙壁发出的沙沙声。然后她开始唱歌，是一首我从没听过的歌，旋律简单得像童谣，歌词含糊不清，像是某种方言又像是胡乱的哼唱。那歌声穿过门缝钻进我的耳朵里，让我想起小时候夏天躺在竹席上听蝉鸣的感觉，遥远、模糊，却又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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