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去立刻组织团队，一周内拿出‘扶持计划’的详细方案。
这件事太重要了，必须马上干起来！”
此刻，他对陈默的敬佩已经不止于战略眼光，更在于这种敢于舍弃短期利益、布局长远产业的魄力。
这可能就是一个顶级企业家和普通职业经理人的本质区别吧。
陈默点了点头，对周立峰的反应很满意。
“另外，”周立峰趁热打铁，汇报另一个重要方向，“在猛攻国内市场的同时，我们对海外第一梯队客户的攻坚也没有放松。目前，SK海力士和英飞凌这两家国际巨头，都在艰难的谈判中。”
他犹豫了不到两秒，继续说道：
“陈总，我必须向您实话实说，和海外客户的初步接触来看，难度极大，甚至超出我们初期预想。
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生态壁垒和基于不确定性的风险规避。”
陈默眼睛看着他，示意他详细说下去。
“首先是SK海力士。”周立峰眉头紧锁。
“韩国人做生意本来就极其谨慎，流程繁琐。
而现在，最棘手的问题来自于潜在的政治风险。
虽然目前没有明确的法规禁止他们使用我们的EDA工具，但海力士方面，他们的法务和合规团队表现出极强的风险厌恶倾向。”
他详细解释道：
“他们反复追问我们：如果未来某天丑国的出口管制政策进一步收紧，将我们的EDA工具也纳入管制范围，甚至追溯性地认定使用我们工具设计的芯片也受到限制，海力士该如何保障其全球供应链和客户交付不受影响？
这是一个基于‘假设’的拷问，但我们无法给出令他们完全放心的承诺。
这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成为了谈判中最大的一块绊脚石。”
“这还不算完。”他继续道：
“我们得到风声，我们的丑国竞争对手，有人正在幕后积极地利用这种不确定性搞事情。
他们不需要提供任何证据，只需要在和技术决策者交流时，‘善意地提醒’他们关注‘地缘政治动态’和‘潜在的未来合规风险’。
这种基于恐惧的营销（FUD - Fear, Uncertainty, Doubt），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杀伤力巨大。
海力士的谈判代表私下跟我们沟通时很坦诚，他们说：
‘我们承认你们工具的技术实力。
但在商业决策上，我们不得不为最坏的情况做打算。
选择一家暂时没有地缘政治风险的供应商，对我们来说是更稳妥、责任更小的选择。’
我们现在被卡住的不是技术，而是对方对一种尚未发生的‘可能性’的过度恐惧。”
“再说英飞凌。”周立峰的语调带着一丝无奈。
“这家德国巨头，情况又不一样。
德国人看重规则、标准和认证。
他们对我们提出的核心问题是：‘你们的工具，如何融入我们现有的、与三巨头工具深度绑定的设计和验证流程？’”
“陈总，您知道，芯片设计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协作工程。
英飞凌过去几十年的所有知识库、设计脚本、验证环境，甚至工程师的操作习惯，都是围绕着Synopsys和Cadence的工具链构建的。
‘切换成本’不仅仅是购买新软件的费用，而是重构一整套工作流和知识体系的巨大投入，以及由此带来的项目延期风险。
对方明确表示，除非我们的工具能在性能或效率上带来数量级的提升，否则他们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撼动这个稳固的生态。”
“此外，”周立峰补充道：
“德国乃至欧洲层面，对于工业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讨论也越来越多。
虽然目前没有明确的行政指令，但一种隐形的‘技术保守主义’氛围正在形成。
对方谈判团队中有人委婉地表示，将芯片设计这样的核心环节，依赖于一家非欧洲且正在快速崛起的竞争对手，会让他们内部的战略部门感到‘不安’。
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商业竞争，还有一种基于文化、历史和产业地位的不信任。”
陈默表示理解：
“海外顶级客户，急不得。
现在的情况是我们闯入的是一个由别人制定了数十年规则、并积累了巨大生态粘性的赛场。
技术优势是我们的入场券，但要让这些巨头们离开舒适的旧椅子，坐上我们提供的新板凳，我们需要付出的，是超越技术层面的、长期而艰巨的努力。
要拿出当年海思攻克技术难关的耐心和韧性去磨。
这场仗，考验的是我们的综合实力和战略耐心。
需要我协调集团层面资源，或者亲自出面沟通的，你让林雨晴安排时间。”
“明白！谢谢陈总支持！”周立峰感激地说。
他知道，有陈默这句话，他在前方冲锋陷阵的底气就更足了。
汇报接近尾声，办公室内的茶香似乎也变得更加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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