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晨光刚从大别山的东侧漫过来，燕子河峡谷的军委指挥部还笼在薄薄的雾气里。周亦云和曾中生刚在地图前站定，通信员便从外面快步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份刚刚译出的电文。
电文是红二十三军军部发来的。周亦云接过来，目光快速扫过纸面，脸上的表情没有太大变化，只是把电文看完后递给了旁边的曾中生。曾中声接过去，也看了一遍，然后抬起头，两个人对视了一瞬，都没有说话。
漫水河镇收复了。红二十三军在早上八点结束了战斗，残敌全部肃清，俘虏已押解至后方，缴获物资正在清点。更重要的是，东西两块苏区之间的通道彻底打通了。从漫水河往西，可以直通鄂东北；往东，则是皖西北各游击区的腹地。这一仗打完，被分割了近一年的两块根据地，终于重新连成了一片。
战报上的数字也列得清清楚楚：连续奔袭作战，共歼灭敌军约一千五百余人，俘虏敌三千余人，其中大部为敌第188团和第190团，另有保安团和敌一个营被全歼。缴获枪支三千余支，机枪十五挺，迫击炮四门，弹药若干。红二十三军自身伤亡三百余人。
周亦云把电文折好，放在桌上，难得地露出了笑意，转头对曾中生说道：“王而琢打得好啊。我给他半天时间，他一个小时就解决了战斗。这个仗，打得干净。”
曾中声也笑了，她的手指在桌沿上轻轻叩了两下：“就是梁冠英太抠了。他手上十几门150毫米重迫击炮，还有二十多门山炮，我们打了他两个团，才缴了四门。”
周亦云摆了摆手：“急什么？那些炮，暂时放在梁冠英那儿保管，早晚都是我们的。”两人哈哈大笑。
笑声在指挥部里回荡，片刻周亦云敛了笑容，目光从地图上移开，落在曾中声脸上，语气恢复了那种不紧不慢的沉稳。“仗打完了。从各方情报来看，敌军至少一个月内不会再发动进攻。这段时间，是时候调整苏区的政策了。”
曾中生没有立刻接话，他端起桌上的粗瓷碗喝了一口水，把碗放下，目光迎着周亦云的视线，他放下碗，声音不高不低，像是在陈述一个已经酝酿了很久的想法：“你是说，肃反的事？”
周亦云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
当天，周亦云和曾中生以鄂豫皖军委主席和全军总政委的名义，向省委和军委提交了关于改变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文件。
文件是曾中生执笔的，字迹端端正正，没有多余的修饰，每一句都像刀刻在木板上。
在文件的末尾，他用一行字写下了结论：“过去的工作，有成绩，也有教训。成绩要肯定，教训要总结。不能因为成绩而掩盖教训，也不能因为教训而否定成绩。政策要调整，方向要明确，苏区要重建。”这份文件被抄写了几份，由通讯员连夜送往各部队和各县委。
会议的地点定在燕子河镇的省委会议室。会议室不大，摆着一张长桌和十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一面褪了色的红旗，旗角的穗子时间长了有些松散。
窗外是暮色中连绵的山影，沉甸甸的，像一道沉默的屏障，围住了这座小院落。
会议开了一整天。山风从窗缝里灌进来，吹得桌上的纸页哗哗作响，但没有人去理会
到场的人分成了两派，争论激烈，声音时高时低。一部分同志认为，张国滔虽然在军事上失败了，但是主力西征带走了敌军主力，为留守部队在第四次反“围剿”后采用正确的战略战术，逐步恢复了部分苏区，还是做出了贡献。
至于肃反问题，他们认为张国滔不过是执行了中央的政策，虽然存在矫枉过正的现象，但不全是他的个人责任。另一部分同志则针锋相对，认为张国滔在肃反中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捕风捉影、滥杀无辜，已经严重破坏了苏区的组织基础和群众信任。
有人拍着桌子站起来，声音发颤，眼眶发红，像是把积压了很久的话一口气倾倒出来，铁青着脸又坐下去，两手攥着膝盖上的布料，指节发白。会场里安静了几秒，只有油灯芯燃烧的细微噼啪声，像有人在远处一根一根地掰断干枯的树枝。
会议从清晨开到傍晚。油灯点起来的时候，决议终于出来了。鄂豫皖临时中央达成共识：部队的肃反工作全面暂停，废除此前“二人指认即可定罪、无需物证、无需核查事实”的办案方式；严禁刑讯逼供，禁止以口供作为定案的唯一依据；所有案件必须有确实的证据，不得以出身或身份作为定罪标准；苏区政策恢复到张国焘执政之前的状态，不扩大打击面，肃反对象仅限于地主和确凿的反革命分子。
这份决议被工整地誊写在几张粗糙的草纸上，每一页都盖了临时中央的印章。通讯员把它们折好，揣进怀里，在夜色中翻过山梁，送往各个方向——一路向西，一路向东，一路留在原地。
周亦云站在窗前，望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没有说话。远处的山脊线上，最后一抹夕照正缓缓沉入云层之中，把整片天空染成一层柔和的暗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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