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七月一号，凌晨。
半山别墅，傅奇家。
客厅里摆着三把椅子，电视机开着。信号从卫星接收器里传过来，画面偶尔闪一下，但声音清晰。
张红旗坐在左边，傅奇坐中间，石慧坐右边。
三个人谁都没说话。
电视里，米字旗缓缓降下，全场安静。
随后，五星红旗升了起来，《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响彻客厅。
石慧的手死死扣在扶手上，骨节泛白。傅奇脊背挺得像根钢钎，眼睛一眨不眨盯着屏幕，纹丝不动。张红旗瞥了一眼傅奇，见老爷子嘴唇轻轻翕动，虽未出声，却能看出他正跟着旋律哼唱。
一百五十六年，从1841到1997，整整一百五十六年，终于等到这一天。
国歌奏毕，交接仪式结束。石慧缓缓站起身，走进厨房，片刻后端出三杯茶。她的手微微颤抖，些许茶水晃出杯沿，洇在托盘上。
傅奇接过茶杯，浅酌一口，轻轻放下，只说了两个字：“回来了。”
张红旗未接话，端起茶杯一饮而尽。千言万语，皆在这杯茶里，无需多言。
窗外，维多利亚港方向传来阵阵烟花声，整座城市都被这热闹的声响笼罩。
第二天，七月二号。
泰国央行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泰铢兑美元汇率在一天之内暴跌百分之十七。
消息传到半山别墅时，张红旗正吃着早饭。傅奇将路透社的电报递了过去，张红旗扫了一眼，放下筷子，淡淡道：“开始了。”
七月、八月、九月，三个月转瞬即逝。
菲律宾比索崩了，印尼盾崩了，马来西亚林吉特也崩了。马哈蒂尔在电视上怒斥索罗斯是强盗，可怒骂过后，林吉特依旧持续下跌。国际资本如潮水般从东南亚抽离，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沦陷，像极了割麦子——割完这一块，镰刀一抬，便转向下一块。
路透社、彭博、CNN，每天的头条都重复着同一套论调：“亚洲奇迹终结。”“新兴市场泡沫破裂。”“下一个是谁？”
所有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了北方，投向了香港。
《经济学人》推出一期封面，红底之上，一面五星红旗格外醒目，下方印着一行字：“亚洲的多米诺骨牌，最后一块。”
《金融时报》的措辞更尖锐：“香港联系汇率制度将在三个月内崩溃。”
彼时，没有一个人看好港币。
恒生指数从一万六千点跌至一万四千点，又从一万四千点跌到一万二千点，一万二千点之下，跌势再也无法遏制。
国际热钱开始有秩序地撤离，并非无序逃窜，而是一批批有序撤退——先走短期套利资金，再撤中期投资，最后收走长线持仓，步骤清晰，如同军队撤军般有条不紊。
香港金融管理局的任局长坐不住了，紧急会议在金钟办公室召开。后来张红旗从傅奇那里拿到了名单，到场的共十一人。
会上，所有人只讨论了一个问题：要不要动用外汇储备入场干预？
有人反对：储备是底牌，一旦亮出，对手便会摸清我们的弹药量。
也有人赞成：再不出手，市场信心将彻底崩塌。
最终，任局长拍板：干预。
当天下午，金管局正式入场，买入港币、抛售美元。
港币汇率暂时稳住了，只是，这稳住只是暂时的。
京城，后海。
张红旗挂了傅奇的电话，随即拿起另一部加密卫星电话，拨通了陈默的号码。
“从今天开始，磐石资本进入最高戒备状态。所有其他项目全部暂停，在手仓位，该平仓的平仓，该锁仓的锁仓，全部资金归集到主账户。”
电话那头的陈默在纽约，沉声问道：“规模多少？”
“全部，一分不留。”
“包括索尼的仓位？”
“索尼的不动，其他的，全收回来。”
陈默没有再多问，只回了两个字：“明白。”
同一天晚上。
刘浩从京城打来电话，声音压得极低。
“红旗，跟你说个事。”
“说。”
“今天我三姐夫叫我过去吃饭，饭桌上提了一嘴，说上面现在对香港的事情盯得特别紧。具体怎么盯，他没细说，但语气不对。”
“什么语气？”
“紧绷，非常紧绷。三姐夫这人你知道，平时乐呵呵的，今天吃饭，筷子都放下了三回。”
张红旗没吭声，默默将信息记在心里。
刘浩继续补充：“还有一件事，晓玲她嫂子昨天来家里坐了坐，走的时候拉着晓玲说了几句。大意是，最近别往香港跑，上面有人专门在查资金流向，谁往外汇、谁往回汇，每一笔都有记录。”
张红旗在脑子里将这两条信息反复梳理，片刻后沉声道：“知道了。浩子，你这段时间也别去香港。”
“那你呢？”
“我也不去。”
铜锣湾，新天地电影公司。
赵铁柱和徐德胜坐在办公室里，桌上摊着几份东南亚发行订单合同，涵盖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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