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映会结束了，但《红高粱》掀起的风暴，才刚刚开始。
观众们走出卢米埃尔大厅的时候，很多人都还沉浸在刚才那股强大的情绪冲击里，久久不能平复。
“我的天，那是什么电影？”
“太疯狂了！那红色，那音乐，简直要了我的命！”
“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中国电影，不，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电影！”
尽管观众的反应如此热烈，但以克劳斯为首的“学院派”评委，在走出影厅时，依然保持着沉默。
面对蜂拥而至的记者，克劳斯只是面无表情地摆了摆手，一言不发地钻进了评委会的专车。
他的态度，让金棕榈的最终归属，依旧扑朔迷离。
第二天，戛纳所有的报刊亭，都成了《红高粱》的战场。
各大报纸的影评版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分化。
以《电影手册》为代表的那些昨天还在追捧《静寂之刃》的先锋派媒体，今天，集体倒戈了。
《电影手册》的主编皮埃尔·杜邦，甚至亲自撰写了一篇评论，标题是——《一场色彩的革命，一次生命力的胜利》。
他在文章里写道：“我们习惯了用冷静的镜头去解构东方，却忘记了东方本身，也拥有火山喷发般的力量。
《红高粱》用最野蛮、最直接的方式，提醒了我们这一点。它不优美，但它壮丽。
它不克制，但它真诚。它用那片燃烧的红色，宣告了一种全新美学的诞生。”
这篇文章，几乎是对他自己昨天言论的公开打脸。
但没有人嘲笑他，因为所有看过电影的人，都理解他这种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然而，另一部分由学院派控制的传统媒体，则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他们引用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评委会成员”（所有人都知道是克劳斯）的意见，称影片“情感过剩，缺乏艺术的克制与思考的深度”，并再次将Kurosawa Kenji的《静寂之刃》捧为更具有“大师相”和“永恒价值”的作品。
一时间，舆论场上，两派观点吵得不可开交。
《红高粱》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报纸上，在咖啡馆里，在电影宫的走廊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面对这种局面，张红旗没有选择去游说评委，或者发动媒体去攻击克劳斯。
他反其道而行之，宣布要召开一场“《红高粱》技术解析会”。
他只邀请了所有报名戛纳电影节的技术类记者和电影学院的学生参加。
这场解析会，在电影宫一个不起眼的小放映厅里举行。
会上，张红旗把舞台，完全交给了张谋子。
张谋子站在台上，没有谈任何关于艺术、关于思想的空洞理论。
他就像一个严谨的工匠，用拉片的方式，一帧一帧地为台下的记者们，拆解《红高g高粱》的视觉语言。
“大家看这个镜头，九儿第一次看到余占鳌。我用了手持摄影，轻微的晃动，是为了模拟她当时内心的悸动。”
“再看这个大全景，高粱地。我们等了三个小时，就为了等太阳落到地平线下十五度的这个角度。
只有这个时候的光线，才能让高粱的红色，呈现出一种近乎燃烧的质感。”
“还有这个色彩，很多人说我们用色大胆。其实，每一个场景的色彩饱和度，都是经过精密计算的。
九儿内心充满希望的时候，红色是鲜亮的。当她感到绝望时，整个画面的色调，就会偏向暗红，甚至黑色。”
他将那些被批评为“情感宣泄”的浓烈色彩和激烈运镜，全部解析为一套精密的、为表达人物情绪服务的视觉逻辑。
这不是宣泄，这是设计。
这不是粗糙，这是风格。
台下的技术记者们，听得如痴如醉。
他们第一次发现，这部看起来狂野奔放的电影背后，竟然隐藏着如此严谨和冷静的技术考量。
这场技术解析会的内容，很快就被报道了出去。
“《红高粱》：狂野背后的极致冷静”
“张谋子：我不是在泼洒颜料，我是在用光影绣花”
这些报道，像一把把精准的手术刀，直接剖开了“缺乏艺术克制”这个伪命题。
许多原本持中立态度的影评人，在看到其背后严谨的技术逻辑后，纷纷改变了立场。
他们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部充满激情的电影，更是一部在技术上极具开创性的作品。
就在张谋子用技术征服专业人士的同时，巩皇则在另一条战线上，悄悄地赢得了人心。
拿到金棕榈提名后，无数时尚杂志和品牌找上门来，希望能为她拍摄封面，邀请她出席派对。
面对这些可以让她一步登天的机会，巩皇在张红旗的授意下，全部拒绝了。
她反而穿着在山东拍戏时穿过的一件粗布衣服，素着脸，去了一趟戛纳当地的大学，和电影系的学生们进行了一场交流会。
她没有谈成名，没有谈星光，她只是和那些年轻人，分享了她作为一个学生，第一次拍电影的紧张和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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