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郢，唐玄宗天宝年间沔州汉阳县令，汉阳为唐代紧县，县令秩从六品上，在地方行政体系中地位显要。其籍贯史无明载，结合唐代仕宦格局推测，大概率出身于中原士族或江南仕宦之家，以明经或进士科入仕，凭借扎实的政务能力与合规的考课成绩，得以出任这一重要县域的行政长官。尽管正史中未详细记载其政绩，但在天宝盛世的背景下，能执掌汉阳这一江汉枢纽之地，足以证明其具备匹配职位的资历、才学与行政素养，其生平亦是盛唐县级地方治理的一个缩影。
盛唐时期的汉阳，地处长江与汉水交汇处，是沔州的核心县域，兼具水运枢纽、商贸集镇与军事要隘的多重属性。作为紧县县令，徐郢总揽一县民政、司法、赋税、治安等核心事务，上承州府政令，下统乡、里基层组织，是连接中央与民间的关键桥梁。其日常政务涵盖户籍管理与赋税征缴，天宝年间朝廷推行租庸调制，徐郢需精准核查全县户籍，统计丁口、田亩，确保赋税足额上缴，同时兼顾漕运物资的征集与转运；在司法层面，他负责审理县域内的民事纠纷与小型刑事案件，依据唐律断案，维护地方治安与司法公正；此外，他还需主持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如修缮驿道、加固堤防、维护渡口等，保障汉阳的水运与陆路交通畅通。
天宝年间的唐朝表面歌舞升平，实则潜藏危机，江汉流域水患频发是汉阳治理的一大挑战。徐郢任内，重点推动了汉阳县境内汉水堤防的修缮工程。他亲自勘察堤防破损地段，统筹县域人力、物力，组织民夫加固堤坝、疏浚河道。针对汛期江水泛滥威胁农田与民居的问题，他制定了常态化的堤防巡检制度，设立专门的水驿传递水情预警，有效降低了水患对民生的影响。在农业生产方面，徐郢推行劝课农桑的政策，劝导百姓开垦荒地、改进耕作技术，同时协调灌溉水利设施的分配使用，助力县域农业增产，稳定了地方粮食供应。
除了政务与民生治理，徐郢也重视地方教化与文化建设。盛唐崇儒之风盛行，他在汉阳县重修县学，延聘饱学之士担任讲席，向县内子弟传授经史典籍，鼓励寒门子弟求学入仕。同时，他尊重地方民俗，妥善协调境内官民、士庶之间的关系，对当地的祠庙祭祀等民间活动予以规范引导，既顺应了民心，又强化了地方治理的凝聚力。作为水运枢纽，汉阳商旅往来频繁，徐郢还规范了市集交易规则，打击欺行霸市、偷税漏税等行为，维护了商贸秩序，促进了地方经济的繁荣。
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大唐盛世戛然而止。叛军迅速攻占两京，中原陷入战乱，江汉地区成为朝廷的后方屏障与物资供应基地。此时的徐郢仍在汉阳任上，他临危受命，按照朝廷与州府的指令，紧急征集粮草、壮丁，支援前线平叛军队。同时，他加强了汉阳城防建设，组织乡勇守卫渡口与要道，防范流民骚乱与盗匪侵袭，保障了县域的稳定，为江汉地区成为唐王朝的避难所与反攻基地贡献了基层力量。
安史之乱后，关于徐郢的记载便散佚于史料之中。推测其或在战乱中坚守岗位直至卸任，或因时局动荡辞官归隐。作为盛唐向中唐转折时期的地方官员，徐郢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却以勤勉务实的作风履行了县令的职责。他的治理实践，反映了盛唐县级行政体系的运作模式，以及紧县县令在区域交通、经济、民生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尽管史料对其政绩记载寥寥，但汉阳在天宝年间的稳定发展与安史之乱初期的有序防御，已然印证了他的行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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