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讳宽，其先东海望族，累世簪缨，谱系详于家牒，惜史传未载，赖此志以补阙。公少秉仁心，笃学励行，通经史之要，明治理之术，弱冠入仕，历官有绩，终以宣州溧阳县令致仕，卒后朝廷嘉其功，赠宋州司马，荣宠及身，名垂乡邑。
时值安史之乱甫定，天下疮痍未复，江淮之间虽非主战场，然兵燹之余，庐舍为墟，田畴荒芜，流民载道，饿殍相望。公受命赴任溧阳，单车之官，见此惨状，慨然流涕曰：“牧民者，当以安集为己任，若使百姓流离，何以称父母官？”下车伊始，即布告境内，废除苛捐杂役，悉罢无名征敛，以纾民困。
当时户籍散乱，主客户混淆，赋役征派无据，里胥因缘为奸，富户隐产避税，贫者代输逃亡，基层治理几近瘫痪。公深察其弊，援引唐德宗朝保簿之制，亲率僚属遍历四乡，勘核田亩，登记户口，区分主客，厘定户等，数月之间，编成籍簿，使户口有稽，田产有凭，为赋役均平奠定根基 。针对流亡之民，公推行“给复”之策，诏告逃户还乡者，免其三年赋役，官给耕牛种子，助其复业；对于无家可归者，择地筑庐，设棚安置，劝课农桑，使流民渐次定居 。
公深知民心向背为治理之本，每出行县，必轻车简从，访求民瘼，遇老者慰以农里之言，见少年勉以孝悌之训。县境有豪强兼并土地，鱼肉乡邻，公执法严明，绳之以法，追还被占田产，归还贫户；有争讼者，不以刑威相加，而是晓以情理，辨明曲直，民皆悦服，囹圄空虚。时溧阳县境水利失修，旱涝无备，公募集民力，疏浚沟渠，修筑堤堰，使数千顷荒田变为膏腴，岁收倍增，百姓赖以富足。
在任数载，公始终躬行节俭，布衣蔬食，所居官署简陋，未尝修葺。其治县不以威权，而以德化，待吏民如家人，县民感其恩德，咸称“徐公宽仁，堪比古之良吏”。当时藩镇割据，基层治理多趋军事化，军吏干预民政，胥吏横征暴敛，而公独守清静，专注民生，坚持州县直管，约束里胥权力，使政令畅通，民无扰攘，其治理模式成为中晚唐基层善治之典范 。
公在职期间，溧阳由残破之地变为殷实之县，流亡归乡者数千户，田野垦辟，商旅云集，学校复兴，风化大行。其政绩上闻，朝廷将有擢升之命，公却积劳成疾，卒于任上，享年六十有二。吏民闻耗，罢市巷哭，奔走相告，为其立祠致祭。
朝廷念其忠勤，追赠宋州司马，敕葬于故里。公之治绩，虽不见于正史，然墓志所载，历历可考。其在安史之乱后，以一县令之身，重建户口籍簿，招抚流亡百姓，兴修水利，劝课农桑，以德化民，以法治奸，不仅使溧阳迅速恢复生机，更印证了中晚唐基层治理从乡里制向新型体系转型的历史脉络，为研究唐后期地方行政、赋役制度及社会变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
铭曰：维唐德宗，世际承平。徐公出宰，溧阳之宁。兵燹之后，民失其耕。公来抚字，德音孔彰。编籍定赋，流亡归乡。疏浚水利，岁稔谷仓。宽以济猛，政简刑清。功成身殒，朝野感伤。赠官示宠，名垂无疆。勒石为志，永耀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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