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延休，字德文，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生于唐末乱世，以乾符年间进士身份跻身仕途，官至光禄卿、江都少尹，最终赠左仆射。他的一生虽未身居宰辅之位，却以刚正品格、淹雅学识与明智抉择，成为徐氏家族跨越唐末、五代十国至宋初的关键枢纽，为其子徐铉、徐锴成为一代文化巨擘奠定了坚实根基，更成为观察中古时期士族如何在朝代更迭中延续文脉的典型样本。
出身会稽徐氏的徐延休，自幼浸润于家族积淀的文化氛围中。徐姓作为源远流长的望族，至唐代已形成多元支系与深厚文化传统，江南东道的徐氏更是以文着称。受此熏陶，徐延休“风流淹雅”“博物多学”，不仅文辞出众，更兼具经世致用的才略。唐乾符年间，他凭借真才实学考取进士，开启仕途，彼时的大唐虽已步入暮年，藩镇割据、战乱频仍，但科举出身的背景仍为他赋予了正统士人的身份标识，也为其日后的人生选择埋下伏笔。
昭宗年间的一次机遇，尽显徐延休的文才与风骨。当时昭宗因战乱出狩石门，随行无学士草拟诏书，恰逢徐延休赴任途中暂居附近客舍，经左右举荐，他被紧急召见受命视草。其草拟的诏书文辞得体、事理明晰，深得昭宗赞许。然而，彼时的朝廷早已被权臣把持，纲纪崩坏，即便得到帝王赏识，徐延休仍未能在长安获得重用，空有满腹经纶却难施抱负。
乱世之中，士人往往面临出处抉择的困境，徐延休的选择彰显了其坚守道义的品格。后梁枢密使蒋元晖欲辟其为僚佐，徐延休深知蒋氏为人不正，不愿同流合污，毅然弃官而去，辗转投奔时任洪州节度使的钟传。这一抉择既体现了他“才高道直”的品性，也反映了唐代士人在乱世中坚守名节的价值追求。此后，杨行密建立的吴国攻取江西，徐延休为吴所获，被授予义兴县令一职。任上，他刚正不阿，面对郡守派遣小吏随意巡查县务的越权行为，果断杖责遣返，其正直作风竟令刺史王彦章折服，主动致书谢过。凭借卓越的治政能力，他累官至光禄卿、江都少尹，在地方治理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也为家族赢得了良好声誉。
更为重要的是，徐延休始终重视家族文化传承与子女教育。他虽辗转多地任职，却始终以儒家伦理为立身根本，将学识与品行修养作为传家核心。在他的悉心教诲下，长子徐铉、次子徐锴自幼便展露过人天赋，深受家学熏陶。后徐延休卒于吴睿帝顺义三年（923年），葬于洪州，彼时徐锴年仅四岁，徐铉也尚年幼，但他留下的家风传承与文化积淀，成为兄弟二人成长的精神养分。徐延休晚年已将家迁至广陵（今江苏扬州），此地作为江淮地区的文化枢纽，为徐铉、徐锴提供了良好的治学环境，而他在为官期间积累的人脉与声望，也为子女日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徐延休的承前启后，不仅体现在家族血脉的延续，更在于文化基因的传承。他上承会稽徐氏“隐德不仕”的先祖遗风，下启“二徐”精研《说文》的学术传统，成为连接唐代士族文化与宋初学术新风的关键纽带。在唐末五代的战乱动荡中，许多士族因境遇变迁而文脉中断，而徐延休凭借自身的学识修养、刚正品格与明智抉择，既保全了家族根基，又将文化传承的火种精心培育，最终使其子徐铉、徐锴成为南唐重臣与宋代文化巨擘，“二徐”校订《说文解字》的成就，更是将家族文化影响力推向顶峰。
纵观徐延休的一生，他以进士之身立足乱世，以刚正之心坚守道义，以传家之责培育后昆。其官职虽非极品，但其在朝代更迭中的生存智慧、对家族文化的坚守与传承，使其成为唐代徐姓精英群体的缩影。他用一生践行了“以文化人、以德育家”的传承之道，证明了乱世之中，唯有坚守品格与文脉，方能让家族跨越时代洪流，绵延不绝，其价值与意义，早已超越了官职本身，成为中古士族文化传承的生动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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