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洤，生卒年未详，活跃于唐懿宗咸通年间，是晚唐禁军体系中的核心将领，官至神策军都知兵马使，跻身中央军事权力核心圈层。其任职之时，恰逢唐王朝内忧外患交织之际，神策军作为朝廷唯一能直接掌控的精锐武装，既是抵御外侮、稳定局势的支柱，也是宦官专权、宫廷博弈的关键力量，徐洤凭借皇帝亲信的身份执掌军权，在晚唐历史舞台上留下了深刻印记。
神策军自德宗朝确立宦官典军制度后，逐渐发展为中晚唐最重要的禁军，不仅承担京畿防卫，还常被派往边境抵御吐蕃、南诏等外族侵扰，甚至参与镇压藩镇叛乱与农民起义，堪称帝国的“军事中枢”。都知兵马使作为神策军高级军职，位在兵马使之上，仅次于神策军中尉，握有实际兵权，且多由宦官或皇帝心腹担任，凭借禁军威势干预朝政，权势熏天。徐洤能获此要职，既得益于其过人的军事才干，更源于他深得懿宗信任——咸通年间朝政虽渐趋腐朽，但神策军仍是皇权赖以存续的核心保障，皇帝对禁军高级将领的选拔极为严苛，非亲信重臣不得担任，徐洤的任职本身便印证了他在朝廷中的特殊地位。
咸通年间，唐王朝面临的边患与内忧日益加剧。外有南诏屡犯西南边境，咸通五年南蛮寇扰邕管，朝廷需调遣禁军主力前往御敌；内有地方矛盾激化，农民起义的苗头已现，藩镇割据之势愈发难以遏制。徐洤任职期间，始终以维护中央权威为己任，积极履行禁军将领职责。他治军严谨，注重整肃军纪，针对当时神策军中已初现的腐化苗头——部分富家子弟通过贿赂挂名军籍、雇人代役等现象，推行严格的兵员核查与训练制度，力图维持军队战斗力。在军事调度上，他深谙神策军“内外兼顾”的战略定位，一方面加强京畿防务，确保宫廷与京师安全，多次参与东宫宿卫与皇城巡逻，防范突发变乱；另一方面响应朝廷调遣，参与边境防卫部署，其麾下部队曾配合各路唐军，在西南边境构筑防线，抵御南诏侵扰，为稳定边疆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禁军高级将领，徐洤不仅活跃于军事领域，还深度参与了晚唐的政治博弈。咸通年间，宦官通过掌控神策军逐步强化专权，神策军中尉权势甚至凌驾于宰相之上，但都知兵马使作为军中实权派，仍是平衡朝局的重要力量。徐洤始终保持对皇权的忠诚，不依附于宦官集团，也不与藩镇势力勾结，在复杂的政治旋涡中坚守立场。史载他曾在懿宗商议西南边务时，直言进谏，反对宦官过度干预军事调度，主张“禁军专司防卫，边务宜择良将”，其建议虽未完全被采纳，却展现了他不阿附权贵、以国事为重的品格。此外，他还曾参与整顿神策军后勤体系，规范军饷发放与物资调配，杜绝中饱私囊，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禁军内部的腐化趋势。
然而，徐洤的努力终究难以逆转晚唐王朝的衰败轨迹。咸通后期，神策军的腐化已积重难返，大量富家子弟挂名军籍，士兵疏于训练，战斗力急剧下滑。同时，懿宗晚年沉溺享乐，朝政日益混乱，宦官与朝臣的党争愈演愈烈，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力持续弱化。徐洤虽竭力维持禁军战力，但孤掌难鸣，无法改变制度性的腐朽。咸通十四年，唐懿宗驾崩，十二岁的僖宗即位，宦官田令孜把持朝政，神策军大权尽落其手，徐洤因不属田令孜派系，逐渐被排挤出权力核心，最终离任神策军都知兵马使一职，其后事迹未详载于史。
徐洤的生平，是晚唐禁军将领的典型缩影。他凭借皇帝信任执掌禁军要职，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中恪尽职守，力图挽救军队与王朝的颓势，其军事才干与忠诚品格值得称道。而他的失意离任，也折射出晚唐皇权旁落、宦官专权、军队腐化的深层危机——当制度本身已然腐朽，个体的努力终究难以阻挡历史的洪流。作为神策军鼎盛时期的重要将领，徐洤的经历不仅见证了中晚唐禁军的权力变迁，更成为晚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生动注脚，为后世留下了关于权力、忠诚与时代命运的深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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