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灯在隧道尽头忽明忽暗，像一只垂死的眼睛，眨动着不肯闭上。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指尖贴着冰凉的玻璃，呼吸在上面凝成一层薄雾。车厢里原本沉闷的空气，随着那声低哑的“对不起”悄然改变。那声音像是从地底爬出来的，带着腐土与铁锈的味道，却奇异地让整节车厢的温度升高了几分。
座椅不再是硬邦邦的破旧模样。裂开的皮面自行缝合，露出深红绒布下隐藏的柔软填充物，仿佛从未被岁月啃噬。头顶的荧光灯也不再闪烁，而是洒下一种昏黄、温暖的光，像是老式煤油灯映照出的黄昏。这光不刺眼，却让人不敢直视——它太熟悉了，熟悉得让我心头一紧，仿佛曾在哪里见过，在梦里，在记忆的夹缝中，在某个我不愿记起的夜晚。
就在我愣神之际，那个一直蜷缩在角落的红裙女孩缓缓抬起头。她的脸依旧苍白，嘴唇泛青，但眼神不再空洞。她怀里抱着的那个布娃娃，原本缺了一只眼睛，线头外翻，脸上还有一道狰狞的裂口。可此刻，那裂口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纽扣重新缝上，头发也变得顺滑如初。她轻轻抚摸着娃娃的脸颊，低声说：“妈妈，我想你了。”
那声音轻得像风穿过枯井，却在我耳中炸开一道惊雷。我猛地转头看向她，却发现她的身影似乎比刚才清晰了许多，不再是那种半透明的虚影，而是实实在在地坐在那里，裙摆微微摆动，像是有风吹过。
可这车上，根本没有风。
李秀兰突然抽泣起来。她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刚才还在骂人，嗓门大得震得车顶发颤。可现在，她佝偻着背，双手捂住脸，眼泪从指缝间不断涌出。“那天……那天我和老伴吵架。”她哽咽着，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肺腑深处挤出来的，“他嫌我唠叨，我说他冷淡，我们吵了一架，他就摔门走了。我气不过，出门乱走，上了这辆车，见谁骂谁……其实……其实我只是害怕。”
她抬起满是皱纹的脸，眼中布满血丝：“我怕一个人在家。怕黑，怕静，怕听见钟表走动的声音。老伴走后第三年，我才明白，我不是恨他，我是恨自己没抱住他最后一刻。”
她说完，整个人像是被抽去了筋骨，瘫软在座位上。可奇怪的是，她的面容竟在灯光下渐渐柔和，眼角的皱纹变浅了，白发边缘泛起一丝乌黑，仿佛时光倒流，回到了她尚且年轻的某一天。
赵建国坐在她对面，一直沉默。他是位穿着褪色工装的老工人，脚边放着一双磨破的布鞋。此时，他的手剧烈颤抖，嘴唇哆嗦着，像是在跟某种无形的力量对抗。终于，他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我孙子……才七岁……查出来白血病的时候，医生说还有救，只要有钱做化疗……可我家底早就空了。老房子抵押了，亲戚借遍了，最后还是差那一截……”
他顿了顿，喉结上下滚动，像是吞下了什么尖锐的东西：“那天，我本来打算走路去医院，省下车钱给孩子买点营养品。可天太冷，雪下得太大，我实在走不动了，就上了这辆车……结果……结果车子翻了。”
他说完这句话，整节车厢陷入死寂。连呼吸声都消失了。
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这车上的人，都不是偶然上来的。我们每个人，都在某个雨夜、雪夜、或是浓雾弥漫的凌晨，登上过这样一列公交。而它，从不报站名，也不收票，只沿着一条无人知晓的路线，驶向黑暗深处。
可今天不一样。今天的车厢在“修复”。记忆在重组。
我低头看向自己的手，发现掌心的疤痕正在淡化。那是五年前一场车祸留下的，当时我为了推开一个孩子，被飞驰的货车刮倒。可那个孩子最终还是没能活下来。我一直觉得，如果那天我没多管闲事，也许一切都不会发生。我会活得更轻松些，不会有夜夜惊醒的噩梦，不会有家属愤怒的眼神，不会有法院传票上的冰冷文字。
但现在，我的手在恢复。那道象征悔恨与罪责的伤疤，正一点点消失。
我猛然抬头，看向车厢前方的驾驶座。司机依旧背对着我们，穿着深蓝色制服，身形模糊，仿佛由烟雾构成。可我知道，他听得见。他一直在等我们说出真相，等我们承认那些藏在心底最深的痛。
红裙女孩又开口了，这次是对着整个车厢：“你们知道吗？这辆车，是‘回程线’。只有死前最后一念未了的人，才能坐上来。它会带我们回到最想重来的一刻，让我们把话说完，把泪流尽，把心结解开。”
她的话音落下，窗外的隧道开始变化。原本漆黑的岩壁浮现出画面：李秀兰站在家门口，丈夫转身离去；赵建国在雪中蹒跚前行，怀里揣着药单；而我，则站在马路中央，那个孩子正朝我跑来……
“这不是幻觉。”女孩轻声道，“这是记忆的重组。当你们真正面对它，接受它，它就会重塑现实。”
李秀兰突然站起身，走向车门。她的眼神坚定，脸上竟浮现出久违的笑容：“我要回去，跟他说一声‘对不起’。不是为了让他原谅我，是为了我自己能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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