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蹲在调度室的角落，手指颤抖地捏着那个包裹。它被雨水浸得发软，边角已经泛黄，像是从某个深埋的泥土里挖出来的遗物。外面没有寄件人，没有邮戳，只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字：“交给老陈”。我认得那笔迹——是小王的。
可小王……早就死了。
我咽了口唾沫，指甲抠开胶带，纸壳裂开的瞬间，一股潮湿的铁锈味扑面而来，像是打开了一口久未开启的棺材。里面没有别的，只有一张车票，孤零零地躺在灰褐色的棉纸里，像是一具被供奉的遗骨。
我把它抽出来，指尖触到的那一刻，寒意顺着指节一路爬进脊椎。车票是那种老式的硬纸板，边缘磨损得厉害，墨迹却清晰得诡异。上面印着：117路公交车，起点站——城南客运站，终点站——黄泉路。发车时间：1983年10月17日，下午6点13分。座位号：无。票价：0元。而最下方，印着一串编号：0000。
我的呼吸停了。
0000。这不是编号，是标记。是某种不属于活人世界的凭证。
我猛地合上车票，把它塞进抽屉最深处，可那四个零却像烙铁一样刻在我眼皮底下，闭眼就浮现。我靠在墙上，冷汗顺着后颈滑进衣领。三十年前的新闻像潮水般涌来——1983年10月17日，117路末班车在暴雨夜坠入青河，整辆车被洪水卷走，十三名乘客全部遇难。尸体打捞上来时，全都面朝车顶，眼睛睁着，手里紧紧攥着一张车票，编号全是“0000”。
那天，正是我第一天当司机。
可我从没开过那班车。我清楚记得，那天我在家，发着高烧，躺在床上灌姜汤。是小王替我上的夜班。他笑着对我说：“老陈，你歇着，我替你跑一趟。”然后，他就再也没回来。
我猛地站起身，冲进档案室。灰尘在斜射进来的夕阳里飞舞，像无数细小的亡魂。我翻出最近三个月的排班表，一页页翻过去，手指在名字间颤抖地滑动。李强、张伟、刘芳……却没有“王志国”——小王的全名。我翻遍了所有交接记录、签到簿、甚至监控日志，没有任何“小王”的痕迹。仿佛这个人，从未存在过。
可昨晚，我分明看见他站在调度室门口，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冲我笑。他说：“老陈，今晚我替你开末班。”我没答应，可第二天清晨，同事却说：“你昨晚不是开了末班车吗？还差点撞了护栏。”
我冲进监控室，调出昨晚的录像。屏幕亮起，画面里，117路缓缓驶出站台，驾驶座上坐着一个人——穿着我的制服，戴着我的帽子，侧脸……是我。
我死死盯着屏幕，心跳几乎要撞碎肋骨。那不是我。那是我，却又不是我。他的动作比我僵硬，眼神空洞，嘴角挂着一丝不该有的笑。更可怕的是，当他回头望向摄像头时，瞳孔里没有光，只有一片漆黑，像是两个深不见底的井口。
我瘫坐在椅子上，脑子里嗡嗡作响。如果昨晚开车的是“我”，那真正的我，又在哪里？
我翻出1983年的事故报告。泛黄的纸页上写着：“车辆坠河前，司机曾多次拨打调度室电话，最后一次通话内容为：‘他们都在车上，他们不肯下车……’随后信号中断。”报告附有一张现场照片——扭曲的车体半沉在河底，玻璃碎裂，座椅上散落着十三张车票，编号统一：0000。
而第十四张，就在我抽屉里。
我忽然想起，那晚之后，我总在凌晨三点惊醒，听见窗外有公交车缓缓停靠的声音。吱呀——开门，脚步声，上车，关门，引擎启动。可我住的这片老城区，117路早在二十年前就停运了。
我颤抖着打开抽屉，车票还在。我本想烧了它，可火柴刚划亮，一阵冷风从背后袭来，灯灭了。再亮起时，车票上的字迹变了——发车时间成了“今晚”，终点站“黄泉路”下多了一行小字：“请准时发车，乘客已到。”
我冲出调度室，想逃。可站台空荡荡的，117路却静静地停在那里，车门敞开，像一张等待吞噬的嘴。车内漆黑，没有乘客，可我听见细微的呼吸声，从每一个座位传来。驾驶座上，放着一顶和我一模一样的帽子。
我后退，脚却被什么绊住。低头一看，是一只手——苍白、浮肿，从地砖的缝隙里伸出来，死死抓住我的脚踝。我尖叫，用力挣脱，可更多的手从地下钻出，扒着站台边缘，指甲刮擦水泥，发出令人牙酸的声响。
我转身狂奔，可无论往哪跑，前方总会出现那辆117路，静静地等在那里。车头灯亮起，照出我满脸的惊恐。广播响起，是小王的声音，温柔又阴冷：“老陈，别跑了，车票都发给你了，你逃不掉的。那天你没去开车，可债，得有人还。”
我跪在地上，泪水混着冷汗流进嘴角，咸涩如血。原来如此。那天我病了，小王替我上车。可他不该替我。那班车，注定要坠河，注定要带走十三个魂。可阴差阳错，他带走了十四份命——包括他自己的，也包括……本该属于我的那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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