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的贝多芬 050 话》
由于记者们一直在柏林爱乐音乐厅外蹲守，这段时间我只能待在家里。当我意识到剩余的时间仅仅只有十个月时，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强烈的不舍与紧迫感，每一分每一秒都显得格外珍贵。
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卡米拉和李胜熙，她们提议不如举办一场记者见面会，一次性接受采访，这样或许会更有效率。我觉得这个建议不错，毕竟与一个一个地应对记者相比，这样确实能节省不少时间和精力。
就这样，记者见面会的事宜被确定了下来。此前只是听卡米拉和李胜熙说起，我并未想到会有如此多的人前来参加。现场的人数多得超乎想象，而且人员构成十分多样化。有韩国人、日本人、中国人等亚洲地区的记者，其中还有一些我熟悉的面孔，比如曾经采访过我的金大勇记者和《朝日新闻》的石原玲。当然，德国本土的记者自不必说，还有许多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人参与其中。粗略估算一下，大概有三四十人。
“柏林爱乐乐团的常任指挥威廉·富尔特文格勒以及作曲家、小提琴家贝贝的记者见面会现在开始。请各位来宾就座。”主持人说完后，我和富尔特文格勒一同走上讲台，瞬间，无数台相机的闪光灯如闪电般亮起，刺得人眼睛都有些睁不开。
我先用中文向大家打招呼：“大家好，我是贝贝。感谢各位前来，今天我想在这里和大家谈谈我未来的活动计划。”
我心里有些没底，不知道自己昨天和卡米拉、母亲一起练习的内容能否顺利表达出来。虽然有些用词不是很熟练，说起来略显生硬和尴尬，但我还是硬着头皮继续说道：“我作为柏林爱乐乐团的客座演奏者，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将会参与几场演出。之后我会回到华夏，但如果有机会，我还是希望能够再次与柏林爱乐乐团合作。”
说完，我喝了口水润了润嗓子，接着说道：“能够与柏林爱乐乐团合作，我感到无比荣幸。在这里，大师威廉·富尔特文格勒也教会了我许多东西。能够在这样世界顶级的环境中进行音乐创作与演奏，我真的非常幸福。”
我刚说完，所有记者都纷纷举起了手。主持人指定了一位记者，他起身提问道：“我是《费加罗报》的莫里斯·勒布朗。在过去的两年里，您突然崭露头角，至今已经发表了总共十二首作品。您既是杰出的作曲家又是演奏家，很多人都对您未来的发展充满好奇。”
听完同声传译的翻译后，我回答道：“在与柏林爱乐乐团合作的这段时间里，我会以演奏者的身份参与演出。不过，我并不会放弃作曲。这样的回答是否足够呢？”
莫里斯·勒布朗记者点了点头，紧接着又有几位记者举手。
“我是《明镜》周刊的比利·布兰特。我对您在 13 日那场令人着迷的演奏表示敬意与感谢。您对路德维希·凡·贝多芬的《降 B 大调交响曲》的改编简直完美得令人惊叹。音乐会后，大师威廉·富尔特文格勒说改编是您这位作曲家完成的，请问您选择《降 B 大调交响曲》以及进行这样改编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是我能够用德语回答的问题，所以我不想再经过翻译，直接用德语说道：“《降 B 大调交响曲》是路德维希·凡·贝多芬创作得最为坦诚的交响曲之一。他当时虽然孤独且处境艰难，但始终没有放弃对胜利与希望的追求。为了延续他的这种精神，我从他的交响曲中选择了最为坦诚的《降 B 大调交响曲》。而改编则是我思考如何能让如今的音乐爱好者们以最愉悦的方式欣赏《降 B 大调交响曲》的结果。”
我感觉自己在解释自己的时候有些不自在，但比利·布兰特记者在听完我的回答后说了声“谢谢”，似乎对我的回答还算满意。
接下来是一位熟悉的面孔提问：“我是《朝日新闻》的石原玲。遭受巨大悲痛的日本因您的正规专辑《Dobean Bae 贝贝：钢琴与小提琴作品集》而得到了慰藉。您能对在日本出道的自己说些什么吗？日本的观众也很期待您的演出。”
我同样用日语回答道：“对于那件事，我深感遗憾。虽然我能体会到的只是一小部分，但我理解那种悲伤。希望大家都能早日走出困境。目前虽然还没有演出计划，但我很期待能够与大家见面。”
随后又有一位记者站了起来：“我是《留声机》的汉斯·雷嫩。那些亲自聆听了 13 日您首演的人将您与 21 世纪的雅沙·海菲茨相提并论，甚至认为您可能会超越他。”
“雅沙·海菲茨的演奏我听过很多。我无法取代他，他也无法取代我。雅沙·海菲茨就像一条浩瀚的大河。”我回应道。
问答就这样持续进行着。
其中也有华夏的记者，终于轮到他提问了：“我是观众席的李浩。您成为了加入柏林爱乐乐团的首位夏华人。请您谈谈与柏林爱乐乐团合作的感受，并向华夏的粉丝们介绍一下柏林爱乐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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