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云望着蛋糕上的二十七支蜡烛，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缺少主人的生日原来是这样悲伤。桌上菜肴丰盛，蜡烛的火焰温暖明亮，可是它却照不亮一桌子人黯然的心情。今天是她小叔——周伟康的二十七岁生日，他正在一个遥远的劳改农场服刑，十年。
伟健有兄弟姐妹四个人，大姐冠凤，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中结婚，嫁给了上海知青，资本家后代，也属于黑五类成分，现定居上海。二妹亚凤，现在就坐在桌子的另一端，她在文革的尾巴上结婚，九年牛棚住下来，未来无望，双十当嫁，于是媒妁牵线，丈夫家三代贫农，成分极好，老实本分，但经济窘困，她嫁得心不甘情不愿，所以总是动不动就回娘家住。再有便是这小叔，周伟康，最小的弟弟，伟健曾简单地和她讲过他的事，事情很简单：一个干部家的不肖子强暴了小叔的女友，他气极之下一木棒打折了对方两根肋骨，其中一根肋骨戳进了肺部。当时正赶上三年严打，全国各地都在轰轰烈烈地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行动，要求对扰乱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要“从重从快”严惩。所以从抓起来，到判刑，游街示众，不过二十几天，他十年的青春就被盖上流氓罪、故意伤害罪送进了监狱，那一年，他二十三岁。
冰云不知道她对小叔是什么感情，她听到他以后，先是吃惊家里有这样一个亲人，然后悲悯这样的故事，最后她又想：十年之后，监狱会把人改造成什么样子？十年，一眼望不到头的岁月，几乎是人全部的青春啊！
小叔服刑的地方在遥远的西北，荒芜苦寒，可能因为这种种缘故，她很少能听到家里人谈起这个人、这件事，只是在年节或换季时，婆婆会准备大包的东西邮寄给他。她听说了他的事之后，就织了一件毛衣，其实她织毛衣的技术不如亚凤好，也不如亚凤快，但她还是用她所会的简单技术织了一件厚毛衣寄给了他。婆婆在给她地址的时候，带着她自己的疑惑直白地问她：你不会觉得家里有这样一个小叔子而感到嫌弃吗？她摇摇头，说她的毛衣织得不好，希望小叔不会嫌弃。后来公公和她说：别介意你妈说的话，海子的事是她的心病。那时她才知道小叔的小名叫海子，和阿健的小名叫庄子一样，都是大自然的赐予，取天赐好养活之意。她说不介意，是我的话会打折他四根肋骨！打的太轻，判的太重。引得公公上下看她，说：这话千万不要在外面说，也千万别和你妈说！
细小的蜡烛已快燃到尽头，“妈——”她轻叫一声，看婆婆漾满眼睛的泪滚下来，心里难过，却不知道再能说什么。
“唉，唉！算了，老太婆。”公公叹气：“吃吧，吃饭吧。”
老太太用手掌抹抹眼睛：“吃吧。都吃吧。”
亚凤坐在桌子另一边，不说话，也不动，怀里搂着孩子，文静地流着泪，孩子抬着手帮她擦眼泪，胆怯得忘了一个孩子对奶油蛋糕应有的贪馋。
“妈，您别难过了，”伟健坐在母亲身边，握着她的手：“只要阿康健健康康的，您就别往多了想了，不管多长的年头，总有过去的时候，是不是？”
老太太的泪水便又像泉水一样涌出来：“康二十七了……”她喃喃地，盯着将尽的蜡烛，眼泪再一次滚落下来。
“妈。”她抬手帮她擦泪，却发现自己的眼睛模糊了，她忽然之间想起母亲，她今年的生日，母亲也在家给她过吧？她是否也这样流着眼泪想她？“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亲对孩子的思念是这样牵肠挂肚，肝肠寸断。她好像又看见她晚归时母亲站在门口的张望，她好像又闻到了她衣褶里的芬香，她忘情地搂住那个哭泣着的苍老的身体，好像搂着自己的母亲。这也是一位母亲，在日夜思念她远方的儿子。母亲思念她可能只是思念，因为知道她一切安好。可她思念的儿却身在囹圄，人生沦陷。
她心里该有多少说不出的伤与痛？多少不愿说的思与爱！她抱着那可怜的母亲，心中第一次泛起一片温柔的情意，仿佛有一片和煦的光照进她心中，焕发出一片金色的柔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但敬与爱的区别，只有她自己知道吧！
也许所有的媳妇都会经过漫长的心路，才能走进夫家的正堂，和他们成为真正的一家人，有的甚至一辈子都走不完这条心路。她们永远是一个外人，不管在儿媳妇心里，还是在婆家心里，所以才有受气的媳妇熬成婆的说法。
她进这个家快一年了，做为丈夫的父母，她照顾他们，无微不至的；她尊敬他们，无一不周的。可是只有她知道，只有她自己心里知道，她并没有当他们是亲人。不管她是多么周到地侍奉他们，不管她是多么认真地逗他们开心，她从来没有当他们是她的亲人。他们只是伟健的亲人，是她在现实中必须生活在一起、她不得不与之朝夕相对的两位老人而矣。
她谨慎地和他们相处，善意地照顾他们，只此而已。
如果说爱，她也只是在理智上“爱”着他们，她的心仍然挂在母亲的身上。是的，她为什么要爱他们呢？她以什么做基础来爱他们呢？没有。“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句简单的话毫无伪饰地道出了人类情感世界中最原始的真理。她不恨他们，因为无缘无故；但也不爱他们，也因为无缘无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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