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世界的绝大多数人而言，1991年12月25日不过是日历上又一个被严冬裹挟的星期三。
地球照常转动，人们照常为了生活操劳，吃完晚饭后散步的散步，闲聊的闲聊，看电视的看电视，如果什么都不想做，也可以喝上几杯然后早早躺下，迷迷糊糊地睡去。
有些人身处历史的漩涡中心，当时却只觉得寻常，直到多年以后回首，才发现那一刻的记忆全是茫然的底色。
莫斯科时间，晚上七点。
克里姆林宫斯帕斯克塔楼深沉的钟声刚刚落下，沉闷的余音还在严冬刺骨的夜风中打着旋儿，尚未完全散尽。
苏哀宗那张写满了沮丧与疲惫的脸，便同步切入各大频道中。
镜头对准了离总统办公室几步之遥的一间装潢奢华的外宾接待厅。
面对着黑洞洞的摄像机镜头，哀宗最后一次以这个庞大红色帝国总统的身份，向即将不再属于他的子民们宣读告别书。
他的声音平板、干瘪，毫无起伏，就像一台无感情的朗读机器，机械地背诵着手中那份早已拟定好的判决书。
整整二十分钟的冗长陈述，剥去所有修饰，核心只有一件事：
“辞职。”
当他如同幽灵般悄然离席后，摄像师并没有立刻切断信号。镜头固执地在那间失去主人的空旷房间里徘徊，在棕褐色的镶木地板、淡绿色的护墙板以及深紫色的天鹅绒窗帘上长久地定格。
那镜头仿佛是一只不知所措的眼睛，试图用这种无声的凝视，将属于一个时代终结的最后布景，强行镌刻在人类的历史记忆中。
然而讽刺的是，这充满史诗悲剧色彩的一幕，收获的却只有寥寥无几的观众。
现实生活的重压早已耗尽了人们对政治的最后一点热情。
无休止的矿工罢工、控制不住的物价、高层政客们像斗鸡一样没完没了的争吵，还有听起来就让人心烦意乱的“价格放开”政策，早已让普通百姓麻木且厌烦。
生活像是一潭死水，没有一丝涟漪。既然电视上永远是那几张呆板僵硬、要么在念稿要么在愤怒咆哮的脸，那为什么还要去浪费电费呢？
于是，绝大多数人压根没开电视。
也正因如此，成千上万的人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错过了帝国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个瞬间。
莫斯科时间，晚上七点三十分。
寒风呼啸着掠过克里姆林宫那一排排庄严的绿色圆顶。在参议院大楼的屋顶上，通往旗杆的活板门被推开了。两个穿着深色工装的工人爬了出来。
没有任何仪仗，也没有哀伤的歌曲伴奏，或许有那么一两声叹息吧，但也模糊得无人能听清。
他们熟练地操作着绞盘，那面在过去几十年里让半个世界敬畏、恐惧的红旗——那面绣着金黄色镰刀与锤子的旗帜——就在寒风中颓然地滑落下来。
工人们接住它，动作随意得就像是打烊后的餐厅侍应生在收拾一块沾了油渍的桌布。他们把它草草折叠，夹在腋下，然后转身钻回了那个黑漆漆的活板门。
此时的红场上，三三两两的莫斯科市民裹紧了大衣，步履匆匆地赶路；几个外地来的观光客正忙着在圣瓦西里大教堂前拍照留念。
几乎没有人抬头看一眼头顶的夜空，也没有大批敏锐的西方记者架起长枪短炮去记录这震撼世界的一刻。
一个超级大国的死亡，竟是如此的静默，如此的缺乏仪式感。只有斯帕斯克塔楼上那颗硕大无比的红星，冷峻地注视着沉重夜幕下的空旷和孤寂。
晚上九点，克里姆林宫的参议院大厦内部居然已经是一片安静。
曾经车水马龙的走廊如今空空荡荡，只有几个神色疲惫的司机和保安在楼下抽烟。
除了那间象征着最高权力的办公室外，整个楼层都空无一人，往日里焦急等待签字的秘书，匆忙奔波的参谋都离开了，只剩下哀宗和他仅存的几位亲密幕僚坐在胡桃木装饰的休息室里，就着伏特加吞咽苦涩的沉默。
此时此刻，哀宗感到的不仅仅是失败，更是一种深深的、甚至带着点孩子气的委屈与受伤。
他的目光时不时地飘向那部红色的保密电话，但它就像是个死物一样，一声不吭。
他在心里一遍遍地质问：怎么会这样？
居然没有一个领导人——那些曾经满脸堆笑地称呼他为“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同志”的人，那些曾信誓旦旦要与他共建改革大业的人——打来哪怕一个电话。
他不值得一句感谢或安慰吗？
甚至连一句假惺惺的“对您无法再为人民效劳而表示同情”的客套话都没有。
这不公平。
难道不是他亲手结束了那个压抑的时代吗？
难道不是他给了人们在厨房里大声谈论政治的言论自由，给了他们去看看外面世界的旅行自由吗？
难道不是他引进了真正的选举，才让现在这帮对他视而不见的领导人拥有了合法的权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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