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徽音放下手中的菜，随手在身上擦干水渍，到扔在一旁桌上的搭包里翻找了一阵，又有些尴尬的回来继续洗菜：“回来的太急，那些报告我没带回来，下次再找给你看，我粗略的说一说，其实民众误解的问题，不少入村的工作队，还有我们妇女会，是有关注到的。”
“传统的旧社会，是一个男女严重分割的社会，也是严格的大家长宗法制社会，具体到婚姻上，长期以来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妇女不管是待字闺中还是嫁为人妇，都有三从四德的礼教规矩束缚，妇女没有自主意识、也没有选择的权利，即便是像我这样不想嫁人一直拖着，那也是因为父亲的恩宠，和我自身的选择和意识是没有多大的关系的。”
“这样的传统婚姻观念，是从上到下深入每一个阶层，时至今日依旧是主导着各个阶层大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我们红营反对包办婚姻，提倡男女平等、人身解放，乃至于婚姻自由、一夫一妻，是与传统的婚姻观念和习俗抵触和冲突，也就站在了大部分人的对立面，我们反倒处在少数的位置，而宣传上的临时性、突击性和被动性，又导致新婚姻观的宣传和启蒙缺位，因此遭到了广泛的误读和抵制。”
“首先就是我们的村干部，红营的社会改造和一切运动、政策，要从上到下贯彻到乡村之中，村干部是最基层的执行者，也是最重要的一环，他们偏一点，他们偏一点，整个政策都有可能被带偏了，而我们的村干部，有很大一部分自己家里就是包办婚姻，对我们的婚姻政策本身就存在不小的误读和抵制。”
“有些村干部，就把废除包办强迫婚姻、禁止干涉寡妇再婚自由等规定，理解成‘只要是过去父母包办的婚姻都要和离’、‘凡是寡妇都要再嫁’，将保护妇女和离权益，就理解成‘妇女要翻身，团结起来闹离婚’，然后就是在工作中粗暴的逼迫夫妻和离、逼迫寡妇改嫁、甚至于将当地的和离数当作执行婚姻政策的政绩、考核标准，对于不愿意和离的夫妻、不愿改嫁的寡妇搞‘软磨硬泡’乃至公开批评，搞出一个个‘拆家会’、‘分家会’来。”
“当然，这种现象还是少数，更多的则是持消极和反对的态度，认为宣传和执行婚姻政策就是宣传和离、拆散家庭，顾虑重重，害怕和离的多了挨群众骂，或者自家就是包办婚姻，害怕婆娘向自己提和离，或者怕别人说闲话，说他们去鼓励寡妇再嫁是他们自己‘想别人婆娘’。”
“还有一些则是怕处理不当负不起责任，就采取推诿和拖延的态度，或者把贯彻婚姻政策的事完全甩手给当地的妇女会和妇女组织，还有些则担心宣传和贯彻婚姻政策，引起百姓们的不满和骚动，会影响其他诸如经济建设、卫生运动之类的‘中心工作’，因此宣传和贯彻婚姻政策也只停留在应付检查的时期，平日里基本都是束之高阁的。”
“我们的基层干部对婚姻政策是都是这种认知，乡村民众对于婚姻政策，自然不会有什么好看法，认为我们的婚姻政策就是要‘拆散家庭’，要‘给单身汉和寡妇配对’，到处都弥漫着恐慌的情绪，可以说是谈之色变。”
“之前江浦县那边的工作队就报告过，他们在当地召开寡妇座谈会了解寡妇的生活和经济问题、宣传婚姻政策，七八个村子，只来了四个人，就是因为村里到处在传座谈会是‘配对会’，要给参加的寡妇强制配对再嫁，导致当地寡妇都不敢来，甚至当地村干部和工作队上门去做动员和宣传，还有寡妇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出来，或者以自杀威胁，为‘保贞节’拒绝配对再嫁，并因此抗拒一切婚姻政策相关的宣传和工作。”
“还有一些村民也是人心惶惶，东阳镇的工作队就报告过，有村里的田兵跟他们抱怨，他和家里的婆娘就是父母包办婚姻，不过他和婆娘很合得来，但因为要遵守红营的婚姻政策，就只能先和离，然后再重新结婚，简直是多此一举、平添不少麻烦。还有一些妇女，也跟我们的妇女会抱怨说她们和家里男人的感情很好，但因为是包办婚姻，就被强行拆了家，现在只能名不正言不顺的跟男人住在一起。”
“由此引起的冲突自然也很多，我们的工作队，还有妇女会的人到村子里头去搞宣传和工作，就被当地的村民集体赶了出来，就算不赶人的，也会被骂‘拆家的来了’，甚至连带着其他工作都推行不下去，入村展开工作还要跟村民签保证书，保证不讲婚姻政策问题，才会被村民放进村子里。”
“而我们的工作队和妇女会，乃至于法务司法机构，在执行婚姻政策的过程中，轻率的判处和离请求，宣传和工作中又将和离的热潮当作妇女人身解放的表现进行充分肯定。”
“我查过法务院和各地工作队的一部分报告和数据，和离案件绝大多数都是由女方提出，占到七成至八成以上，这种情况，本身也是因为旧社会家庭和包办婚姻对于妇女的压迫比男子更为沉重的缘故，所以汹涌而出的和离现象，就被当作是受压迫、受束缚的妇女摆脱痛苦，起来向旧有的婚姻制度进行斗争和谋求人身解放的体现，是执行红营婚姻政策的巨大成就。”
“但问题是，这样偏袒性的判处和离，反倒进一步导致了群众对于我们的婚姻政策的误解，说什么‘男人现在是地主、红营只听女人讲’，以至于在广大乡村之中，对于婚姻政策的宣传和工作反倒更加的困难。”
“群众心里头不平衡，觉得在我们红营这里也得不到公平，反正我们只为妇女撑腰，自然是越发的抵触，对于家里妻女的管束更加的严厉，甚至于不乏暴力的限制人身自由，试图以此杜绝她们出去‘告官和离’，对于妇女的压迫，反倒是更加的深重，乡村群众，更是有走向更加极端保守和反动的趋势。”
“这次闹出这种事来，娟儿的父母说要把她抢回来，一呼百应，一下子就拉了这么多村民一起来…….追根溯源，还是对我们的婚姻政策长期积怨后的一次总爆发……”黄徽音轻轻叹了口气：“而这样的事……若是我们不做出改变，必然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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