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我之前分管工业的是管委会副主任匡主任，匡主任在任职期间与余书记存在矛盾。
所以余书记才授意对匡主任分管期间几个企业的账务进行全面清理。
负责面上清理的工办室桂生主任反映，全乡大小十二个企业，包括砖瓦厂在内，无一盈利，只是亏损数额有所差异。
这一结果出乎余书记的意料。既然已经清查出来，就不得不向党委、政府集体汇报。可匡主任已经退休回家，多说无益。
而余书记还在担任河汊的党委书记，过去匡主任分管工业时，再怎么说也是在他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如今匡主任告老还乡，余书记还是书记，说太多又有什么好处呢？
我把自己的想法向余书记汇报后，坦诚地表达了我的看法。
余书记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但又觉得直接翻篇不太妥当，便让我向乡长方伏和汇报，想通过他来缓冲一下，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大。
方乡长也是河口乡人，和我以及匡主任都是老乡。
他委婉地对我说：“余书记叫你查账、清理，结果出来了，你不向两套班子汇报恐怕不行吧。余书记是怕汇报了又觉得不合适，想捂下去不讲算了，那么他自己去捂，不能叫你我去捂。他这不是自找麻烦吗？反正事情的事实就是这样的。
你不要问我，你按余书记的意见办吧，我没有什么具体意见，他说怎么弄就怎么弄，我完全赞同他的意见。”
当我把方乡长的意见转告余书记时，余书记十分不悦，自言自语道：“一个乡长，什么事都不想担当，真是圆滑得很！”我只能默默无言，毕竟你们都是我的领导，我又能说什么呢？
第二天，余书记把我叫到办公室。办公室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办公桌上，泛起一层温暖的光晕。余书记的脸色凝重，他告诉我他的一个计划：“我打算撤换掉十二个企业中八个亏损严重的企业负责人。这些人大多是老匡在分管那几年扶植起来的，占着位置不干事，思想守旧，让他们转变思想太难了，唯有换人！”
他的话没有丝毫商量或征求意见的意思，只是告知我一声。
接着，他要求我在两套班子会上以我分管领导人建议的口吻提议撤换这八个亏损严重的企业主要负责人，包括砖瓦厂厂长，而且不能透露事先和他商量过，要完全当作是我个人的主张。
这种做法与我当时初出茅庐、直来直去的性格不谋而合。这也是余书记选中我在会上提议的重要原因。
那时的我年少懵懂，不谙世事，竟然真的以分管工业副主任的名义在两套班子会议上提议撤换这八个厂长，并且只说是我个人的建议，没有提及已得到余书记的同意的话语。在讨论发言前，余书记还说：“分管同志提出来了，是否可行大家讨论，形成共识，立马更换。”
在他的引导下，两套班子成员纷纷表态同意。可我们都清楚，能当上厂长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关系网，而我却全然不顾这些，执意按照余书记的意见坚持撤换这八个人。按常理，涉及人事问题应由组织委员提出，而我却忽略了这些官场规则，认为有余书记撑腰就无所顾忌，直截了当地在会上陈述理由。
结果，八个人全部被撤换。从组织委员到那些被撤职的厂长们，没有一个不怨恨我的，这使得我日后的工作陷入了极度被动的局面。
当然，当时我并未察觉，反而还沾沾自喜，觉得自己有胆有识，说话算数，却不知这一举动埋下了多少仇恨的种子，也在无形中加速了余书记被调走的进程。
其实，这些下台的厂长们，与我并没有私人恩怨，完全是出于工作原因。虽然新上任的厂长们表面上对我言听计从，但并非出于真心。提议一次性撤换这么多主要干部，这无疑是我在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事后，各种负面效应接踵而至，给我带来了诸多麻烦和不应有的后果。
河汊乡对乡办企业进行清理整顿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县里。在淮上县，无论是主管部门的领导，还是县委、县政府的分管领导，甚至是主要领导，都对河汊乡乡办企业无一盈利的情况了如指掌。
余书记原本想在匡主任卸任退休后清查家底，让他难堪，然后重振旗鼓，开启新的篇章。却没想到事情发展脱离了他的掌控，局面如此扩大，甚至危及到他自己的职位。连日来，余书记心烦意乱，各种滋味涌上心头，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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