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挽救濒危的文化典籍，牛弘制定了详细而周密的收集整理方案。他首先四处张贴告示，以朝廷的名义鼓励民间献书，并承诺给予献书者丰厚的奖励，无论是金银财宝，还是官职爵位，只要是献书者有需求，朝廷都会尽力满足。这一举措激发了民间的献书热情，许多百姓纷纷将家中珍藏的书籍献出。同时，牛弘亲自带领团队，不辞辛劳地奔波于全国各地，深入偏远的乡村、古老的寺庙、藏书丰富的世家大族，访求那些散落民间的珍贵典籍。在收集到大量书籍后，牛弘又组织了一批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的学者，对这些典籍进行精心校勘。他们日夜忙碌，在昏暗的烛光下，逐字逐句地核对，不放过任何一个错别字、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遇到有争议的地方，他们会查阅大量的资料，反复讨论，直到得出最准确的结论。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众多珍贵的典籍得以重新整理编目，被妥善保存下来，为后世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无比宝贵的资料。
除了典籍整理，牛弘还积极推动文化发展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他建议设立专门的机构，如国子学、太学等，培养文化人才。这些机构不仅教授儒家经典，还开设了历史、文学、天文、地理等多个学科，为学生提供了全面的教育。牛弘亲自参与教学活动，将自己的学识与经验传授给学生。他还组织了多次学术交流活动，邀请各地的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学术问题。在这些活动中，不同学派的思想相互碰撞，迸发出智慧的火花，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此外，牛弘自己也撰写了多部着作，如《大业律》《五行志》等。《大业律》在隋朝的法律体系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规范了社会秩序，保障了百姓的权益；《五行志》则对古代的天文、气象、自然灾害等进行了详细的记载与分析，为后人研究古代自然科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四、政治作为
在政治上，牛弘是隋文帝的得力助手，是隋朝政治稳定与发展的重要推动者。他积极参与朝廷的重大决策，无论是政治制度的改革、经济政策的制定，还是军事战略的谋划，他都能提出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在官制改革方面，牛弘针对隋朝初期官僚体系存在的机构臃肿、职责不清、效率低下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大胆而合理的建议。他主张精简机构，裁汰冗员，明确各部门的职责权限，建立高效的行政运行机制。他的建议得到了隋文帝的采纳，经过改革，隋朝的官僚体系焕然一新，行政效率大大提高，为国家的各项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牛弘大力推行科举制度，这一举措堪称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的一场革命。在科举制度实施之前，官场的选拔主要依赖于门第和世袭，世家大族垄断了官场，普通百姓几乎没有晋升的机会。牛弘深知这种制度的弊端，它不仅阻碍了人才的流动，也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于是，他向隋文帝建议推行科举制度，通过考试选拔人才，不论出身贵贱，只要有真才实学，都有机会进入官场，为国家效力。科举制度的实施，打破了世家大族对官场的垄断，为社会底层的人才提供了上升的通道，激发了全社会的学习热情，为国家选拔了大量优秀的人才。这些人才分布在各个领域，为隋朝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外交事务上，牛弘也展现出了卓越的才能。他曾多次出使突厥，面对突厥的强大势力和复杂的外交局面，他始终保持冷静与智慧。在一次与突厥可汗的谈判中，突厥可汗试图以武力威胁隋朝，提出了一些无理的要求。牛弘毫不畏惧，他以出色的外交辞令和坚定的立场，据理力争。他向突厥可汗阐述了隋朝的实力和决心，同时也强调了和平共处的重要性。他的言辞既不卑不亢，又充满了诚意，最终说服了突厥可汗，维护了隋朝的尊严与利益。通过这次外交事件，牛弘不仅为隋朝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也为国家的稳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此后，隋朝与突厥之间保持了长期的和平交流，促进了双方的经济文化发展。
牛弘为官公正廉洁，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道德底线，从不以权谋私。在处理案件时，他秉持公正的态度，不论当事人是达官贵人还是普通百姓，他都一视同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裁决。他的公正无私，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和尊敬，人们都称他为“青天大人”。他谦逊谨慎，从不居功自傲。即使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之后，他依然保持着低调的作风，对待同僚和下属，他总是和蔼可亲，尊重他人的意见和建议。他的高尚品德，成为了朝廷上下的楷模，也为他赢得了广泛的人脉和支持。
五、晚年生活与逝世
随着岁月的流逝，牛弘逐渐步入晚年。虽然身体不如从前硬朗，但他那颗心系国家的心却从未改变。他依然坚持每天阅读朝廷的公文，关注着国家的动态。每当朝廷遇到重大问题时，他都会主动提出自己的建议，尽管有时他的声音已经不再洪亮，但他的见解依然深刻而独到。他常常与年轻的官员交流，将自己多年的从政经验和人生智慧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他告诉年轻官员：“为官之道，在于清正廉洁，在于心系百姓，在于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他的话语，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年轻官员前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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