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无毒的上药用于实现一个更高的目标：延年益寿，这一愿望与中国的“养生”思想产生共鸣。这个古老的传统建议人们常年摄入滋补药物，如茯苓、松脂、云母等，并结合身体运动、呼吸吐纳和静思冥想，以达到长寿的目的。这些方法旨在补气、祛除会让身体衰亡的内毒，因此，无毒药物能“轻身”，净化身体的毒素。与此同时，有毒药物以其特有的“厚”使身体充满活力，以便与疾病搏斗。毒药虽然能有效治疗疾病，却会阻碍人们实现更高的目标―健体延寿。
《神农本草经》的正文详细描述了365种药，包括矿物药、植物药、动物药和食物药，注明了每一种药物的味、气、主治、功效、产地，有时还有别名。头两条，即味和气，是中国传统药学里定义药性的基本概念。每一种药物都有下列五味之一：辛、甘、酸、苦、咸，这些味道不一定和我们今天的味觉体验一致，而是五行学说中的抽象概念，此学说把药物的味道与身体的特定器官相对应：辛入肺，甘入脾，酸入肝，苦入心，咸入肾。这种对应性为医家开方用药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此外，“气”在《神农本草经》中指药物的热度，如寒、温或平，每一种“气”指示药物引起的相应的身体感觉。例如，温性药会使身体觉得热。“气”的这一定义涉及药物的物质性，它和我们熟悉的周身循环之“气”这个概念有关，却又不同。
《本草中国》第二季（2019）剧照。
尽管《神农本草经》在序录里概述了以“毒”为中心的药物组织架构，但它并没有注明365种药里的每一种药是否有毒。在中国传统药学的形成期，此类知识很可能尚未系统发展。直到5世纪末，随着该书的一个重要注本的产生，对毒药的详细阐述方始出现。
《本草经集注》中的毒药
大约成书于500年的《本草经集注》是中国药学史上的一部关键文本。它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倍的药物，并补充了更多关于药物外形、产地、效用的信息，大大扩充了药物知识。重要的是，它指明了730种药中大多数药的毒性，并详细论述了中国传统药学里一些常用的有毒药物。该书也阐释了炮制、使用这些毒药的各种技术。因此，要研究中古中国毒药的理念和应用，《本草经集注》是不可或缺的文本。
《本草经集注》成书于中国政治分裂的时期。从4世纪初至6世纪晚期，匈奴、鲜卑、羌等游牧民族在北方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汉人则在黄河以南地区相继建立了一系列政权。尽管政治动荡，但由于医学世家的崛起和宗教医疗的繁荣，特别是南方的一些门阀望族编写了颇有影响力的医学着作，因而该时期的医学活动蓬勃发展。在汉代，医学知识主要由师父传给他精挑细选的徒弟，但在这个新时期，医学主要在世家大族内部传承。而且，这一时期佛教和道教的迅速发展大大丰富了治疗手段；不同宗教信徒用药物、禁咒、冥想等方法治疗病患，并试图实现身体的跃升。特别是江南地区兴起的道教炼丹术，以其利用强劲矿物质的丰富经验，影响了当时药学着作的撰写。
《本草经集注》的作者陶弘景，南朝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附近人士，出身士族。陶弘景学识广博，20多岁即以能文善书闻名。因为家庭的影响和个人的志向，他还精通医学。据他自述，他家数代行医，父祖均熟谙方药，靠一部《范汪方》医治了百千人。虽然没有证据表明陶弘景自己也行医，但其家人治病疗疾的活动很可能有助于他研习医学。根据《隋书·经籍志》所录书目，陶弘景编撰了八部医书，包括本草、方书和炼丹着作，所有这一切表明他有丰富的医学知识。
陶弘景年轻时就对道教着作感兴趣，他所生活的江南地区是新兴道派发展的沃土，5世纪时对社会精英有很大的吸引力。492年，在南齐朝廷当了十多年小官后，陶弘景决定弃官归隐离京城不远的茅山。在那里，他一心修习冥想和炼丹术，并编撰道教着作。也就是在这段隐居的岁月里，陶弘景完成了《本草经集注》一书。
顾名思义，陶弘景的这部书以《神农本草经》为基础，但对其结构和内容都作了重大改动。该书以一长篇序录开始，其中陶弘景不仅评注了《神农本草经》简短的序录，也详细说明了药物的炮制法，列举了治疗主要疾病和解不同类型毒的药物，以及各式各样的组方配伍法。他在序录起始即阐明了编撰这部药学专着的动机，指出在《神农本草经》问世后的几个世纪里，医书作者们不是对该书进行编辑，就是撰写独创的药学着作，由此造成了许多舛错和混淆，使行医者误入歧途。为了纠正此种混乱局面，陶弘景精研他能看到的所有药学着作，在此基础上编撰了这部新的本草书。因此，《本草经集注》反映了陶弘景汇编、整合药学知识的努力，这种药学知识结合了经典医书的智慧和当时对医药的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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