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队长越过了机电班长，直接指定电钳班级别最高，技术最好的马忠义当我的师父。
马师傅是豫省人，当时四十七八岁，七级钳工，是全矿钳工技术方面的“大拿”。他原来在矿务局总机厂上班，因为有一大家子人要养活，想要多挣钱，自己主动要求到井下工作的。
从地面转到井下，基本工资会直接上涨两级不说，还有入井费、洗理费、班中餐费、夜班补贴等福利，安全奖、月奖、季度奖等各种奖金，也要比地面工种多不少。
杂七杂八加起来，师父在井下运输队上班，要比在总机厂当钳工，每个月的收入要多一两百块，难怪他拒绝了很多单位的邀请，扎根井下工作的意志从未动摇过。
马师傅的文化不高，话也不多，是一个很耿直的人，他对我这个徒弟十分上心，倾心传授技术的同时，还给我教了很多为人处事的道理。
对于一个刚走上社会不久的懵懂少年而言，这是比技术更重要的东西，尤其是对我这种尚未成年，却远离父母亲人，独自在外漂泊的年轻人来说，师父的言传身教更是弥足珍贵。
我始终认为，师父是我人生旅途中的又一个贵人。
一日为师，终生为师。
我给马忠义当了一年徒弟，还没出师，遇到了个机会，参加了矿上选拔去省煤炭学校进修人员考试，侥幸成了三百多个考生中仅有的二十名幸运儿之一，提前结束了学徒工生活。
在学徒的一年中，我多次给师傅提要求，想到他的家里认认门，休息天帮他干些劈柴买煤的家务活。
性格憨厚耿直的师父，一直找各种借口推脱，始终没有答应我的要求，所以，直到我拿着调令向他告别那天，我对师父家的情况都一无所知，更不知道他有个叫作“孬蛋”的儿子。
从煤校学习回来后，我直接进了机关工作，但并未忘记师父对我的好，经常到运输队给师父送去他喜欢的莫合烟。
四年前，师父退休了，从那以后，我没怎么见到过他，也不了解他的情况。
把师父和孬蛋送走后，孙建成才有机会给我详述师父和修造厂的缘源。
修造厂有台老掉牙的大车床，加工精度上不去，还整天耍脾气闹罢工，经常影响生产，让厂领导很头痛。
车床是大型设备，价格不便宜，想报废后买台新的，厂里拿不出钱来，只能请人修。前前后后请了几拨传说中的高手，甚至连总机厂的总工程师都请来了，也没找到病根。
后来，有人给厂长出主意，说家属区住着一个姓马的退休老钳工，在解决机械设备的疑难杂症方面有绝活，可以请他去看看，说不定就能手到病除。
厂领导大喜，当即带上礼物，登门向老马师傅求助，并许以重金。
马忠义的态度很坚决，自己退休了，不会再出山，这事没得商量。
修造厂领导不死心，以为是自己表达的诚意不够明确，过了几天，专门包了一个大红包，再次上门去求马师傅，没想到这次更惨，人家连门都没让他进。
有了解马师傅家里情况的人给厂长出主意，说老马的脾气确实古怪，没有朋友，平常也不和邻居来往，但他也不是没有软肋，你们朝他的软肋那儿使劲，肯定能让老马松口。
马忠义的软肋是儿子孬蛋，老两口只有这一个儿子，宝贝的很。
孬蛋在父母的呵护下，身体发育的很好，可脑子不太灵光，勉强混到了小学毕业，没再上学，也没干别的事，就在社会上晃荡，一晃荡就是十来年，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还靠父母养活着。
老马不是不想让儿子上班，可在榆树坪这个小山沟，小伙子除了到井下挖煤，想找个其他的活，哪怕是干个临时工，都是相当困难的。
井下工作的安全性差，儿子愚钝，出事的概率更大，老马两口子怎么舍得让孬蛋去当矿工。
孬蛋脑子不灵光，但长得五大三粗，又容易冲动，三天两头跟人干仗，让父母不得安宁。
如果能给孬蛋安排个工作，让他有人管着，每天有事可干，没时间惹事生非，很有可能让老马答应修造厂的请求。
安排个临时工，对修造厂来说不难，厂长当即委托中间人出面，向马忠义传递了这个消息。
找到病因，对症下药，药到病除是自然而然的事。
解决儿子的就业问题，这个理由让老马的身影很快出现在修造厂。
站在有病的车床看了一会工人的操作，又绕着车床转了几十个圆圈，下午下班的时候，老马让机加车间主任把工具柜和车间大门的钥匙留下。
工人们离开后，马师傅把自己一个人反锁在车间里开始捣鼓，他捣鼓了多长时间没人知道。
第二天上班，车工开机干了一个工件，完工后用油标卡尺一量，妈呀，加工精度比昨天提高了不止一个等级，不仅精度提高了，而且床子的震动和噪音也比昨天小了很多，和车间最新的那台车床有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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