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是“朋党倾轧”，争权夺利。宋廷的太祖誓碑“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祖训（“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导致朝廷权贵们贪赃枉法、斗争不断。
宋廷时期只要不是犯下谋反一类的大罪，基本不诛杀士大夫。那时甚至连免官这类惩戒都极为罕见，导致宋朝官场出现了“只有增官,极少除官”的现象。钱穆先生就感慨说“宋朝优礼士大夫，极少贬斥，诛戮更属绝无”。
宋太祖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在他看来，几百个文臣的贪浊，其危害性也不如一个武将的颠覆性破坏巨大。宋廷规定只要不造反，就不会处死刑。权贵士大夫就把这一条祖训推广到极致，形成官官相护的“护官符”。《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庆历三年，高邮知军晁仲约犒劳路过其境的强盗队伍，朝廷大怒，准备给晁仲约定罪。宰相富弼认为应定死罪，范仲淹却竭力开脱其罪行说“郡县兵械，足以战守，遇贼不御而又赂之，此法所当诛也。今高邮无兵与械，虽仲约之义当勉力战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晁仲约因此得以免死。事后范仲淹悄悄地告富弼曰：“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且吾与公在此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这正是官官相护原因所在。
有了免死金牌，朝廷权贵大臣更加肆无忌惮、朋党倾轧、胡作非为，引起巨大的社会矛盾。
大臣们花样翻新进行“庆历新政”、“熙宁变法”“元丰改制”。“绍圣绍术”。在这改革派与保守派反复斗争的50年期间，牵连人数上万，宋王朝几乎所有高层文武大臣的主要精力几乎全部用于党争纠纷之中，宋廷的统治岌岌可危。
八是“朝政腐败”，穷奢极欲，醉生梦死，民不聊生。
宋廷皇上崇尚道教，吃丹访仙，不理朝政，幻想太虚圣境，奸臣伺机揽权，朝纲废弃。一方面对外称臣、称侄、称弟，送上巨额的岁币；一方面对内残酷压迫，横征暴敛，置民于水火倒悬之中。大兴土木，凿山运石，兴起“花石纲”，营造“艮山院”，激起人民的起义浪潮。
九是“守内虚外”，画疆自守。宋廷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放弃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大中国“王者无疆”“守在四夷”的伟大理想观念，转变为画疆自守的政策，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有史以来最为恶劣的先例，遗臭万年。
《诗经·小雅·北山之什·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鲜我方将；旅力方刚，经营四方。”《左传》说道：“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结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务成功，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所谓“天子”，就是“代天牧民”“替天行道”，因此大秦时期，征伐“远及海而至”；大唐时期“天下臣服”“四夷怀服”；大汉雄风“虽远必诛”“目光所及，皆是王土”。
宋廷建立之初，宋太祖就主张“崇文抑武”“偃旗息鼓”；宋太宗主张“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主用心，常须谨此”；南宋大臣王十朋更是建议“治外必先安内……复祖宗之境土,应先平内寇。”
在这些防守理念的指导下，宋廷与周边政权签订了一系列屈辱和议：宋辽间的澶渊之盟、庆历和议、河东议界；宋金间的海上之盟、绍兴八年和议、绍兴十一年和议、隆兴和议、嘉定和议；宋夏间的景德和议、庆历和议、元佑议界；宋越间的元丰议界等等。和约的背后就是巨额的岁币换取苟且偷生。巨额的税赋压得人民不断反抗，宋廷统治摇摇欲坠。
十是“两极分化”，阶级压迫残酷，贫富差距扩大，统治基础薄弱。
为了全力推行“崇文抑武”的政策，宋廷放宽文人“入仕”的入口，壮大他们的统治同盟基础。
宋人“入仕”（即开始作官）资格的取得，有三个主要途径，即科举（包括进士、诸科及武举为常选）、制举（特举）和荫补。
在权力继承政策方面，宋朝的高级官吏，文臣自太师至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孙、期亲、大功以下及异姓亲，而且可以荫及门客；武臣自枢密使至观察使、通侍大夫，可荫子、孙、期亲、大功以下及异姓亲。一般普通官吏可荫及子孙，而宰相、执政等高级权贵则可荫“本宗、异姓、门客、医人各一人”。
在科举之外，还有允许士人自荐的“制举”和“特奏名”制度，作为科举的补充。“制举”又称制科或贤良。制科非常选，必待皇帝下诏才举行。后来限制逐渐增多，自荐改为要公卿推荐；布衣要经过地方官审查；御试前又加“阁试”。“特奏名”制度是指凡士人“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遇皇帝“亲策士则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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