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徐骏，查嗣庭死得更冤枉。
他是当朝二品大臣、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对满清政府和雍正帝可谓忠心耿耿。公元1726年秋，他被任命为江西主考官，负责江西士子们的乡试。据说他为报皇恩，决定认真出题，好好表现，于是用《诗经·玄鸟》中“维民所止”四字为题，试图“涣其群，元吉，”在士子群体中宣扬当今圣上贤德无双，赢得一个好彩头。
谁知他被人弹劾了。弹劾者硬生生给他加了一个罪名，说维、止二字恰好是雍、正二字分别少上面一点、一横，意为削去雍正的人头。“涣有丘，匪夷所思，”这事闹到了如高山一般不可攀的雍正帝那里。雍正帝为之大怒，杀其人，枭其首，其家人、朋友和学生都受到株连。
所谓“维民所止”四字不过是民间野史，查嗣庭主要还是受隆科多案牵连，遭人密报后，被雍正帝以语多悖逆、讽刺时事、心怀怨望为由处死。
清朝的文字狱，残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在这场旷日持久的风暴中，也发生一些可笑的故事。
比如，山西的王尔扬为李范写墓志铭，在“考”字前加了一个“皇”字。被人告发，认为他竟然把皇帝的皇字刻在墓志铭上，对皇上不敬。消息传到乾隆耳朵里，乾隆竟然笑了。原来，“皇考”是对亡父的尊称，跟皇帝没一点关系，在历代书籍和相关碑文里都有使用。
清朝的文字狱，是对知识分子的严重迫害，禁锢了他们的思想，在皇权的威慑下，小心翼翼，生怕说错一个字，招来杀身之祸。很多人在不敢再用文字纸张交流，以免留下祸患。
雍正一朝文网绵密，处刑严酷，逼得文人士大夫缄口不敢谈时事，但比起乾隆朝来说，竟然还是小巫见大巫。乾隆在位六十年，当太上皇四年，总共制造大小文字狱一百三十余起，平均一年两次以上，其中很多是牵强附会的冤案。比如王锡侯《字贯》案和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等等。
王锡侯自幼勤奋好学，他十二岁应童子试，二十三岁编撰《故事提要录》八十卷。然而他少年早慧，中年坎坷，直到三十八岁才中举，此后屡试不第，又因为性格耿直，敢于主持公道，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贵。
他不过是乡间“一头巾气极重之腐儒”，不通官场规矩，更不知道满清皇帝的文化自卑心理。于是，当他看到《康熙字典》中的诸多讹误时，于是自编《字贯》一书，分天文、地理、人事、物类四大类四十卷，针对《康熙字典》存在的问题加以修改。
这便触及了满清皇帝的逆鳞。
《康熙字典》乃钦定之书，对该书进行批评，自然是罪不容诛。地方官紧急行动起来，革去其举人，迅速定案并将案宗上呈乾隆帝。乾隆亲自审读案宗，发现该书凡例中将康熙帝至他自己的庙讳、御名各以本字开列，简直是大逆不道啊。乾隆大怒，“涣汗其大号，涣王居，”当即传旨将王锡侯押送京师，照大逆律处决，全家抄斩。就连地方官也因审讯不仔细而受牵连，被革职下狱。
扬州举人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诗句，被坐罪为灭清兴明。堂堂礼部尚书沈德潜写了一首诗咏黑牡丹，诗中有一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被认为是内涵满清夺了朱明江山。两人都被处死，牵连家族。
清朝的文字狱严重禁锢了思想，堵塞了言路。满清文人纷纷“涣其血，去逖出，”以保“无咎”，于是造成了文人学者多无风骨，九州万马齐喑的局面，事实上抑制了满清科技、文化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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