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黑帝辛的第一主力自然是生死仇敌周人。
周人自季历起便大肆拓土，据《竹书纪年》，“帝武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历命为商牧师。”自此时起，季历先后攻伐始乎之戎、翳徒之戎，攻程，攻鬼方。
周王季历的扩张，引起了帝文丁的警觉，帝文丁十二年，杀周王季历。
继季历为王的周侯昌，亦即《封神榜》中大名鼎鼎的周文王，更是变本加厉，帝乙二年，周伐商，败于帝乙。
但周侯昌并不甘心失败，加快了征伐的步伐，征大戎、攻、攻崇、攻黎，引起帝辛的警觉，“为黎之搜”——在黎举行军事演习。
亦有人认为是商、周战于黎，拘周侯昌，囚之羑（音“有”）里。
周侯昌的命运，《史记》、《竹书纪年》、《左传》均说是帝辛有条件地释放了西伯昌，而当代有人说是帝辛英明果决杀了周侯昌。
两代周王的命运，使商周成为死仇。继位的周王发在厘清内政的同时，更理频频观兵孟津，为报仇雪恨。攻伐大商做准备。
然帝辛积威甚重，使周武王畏惧极甚：
第一次观兵孟津，诸侯皆曰可伐，武王却因害怕而托词“女未知天命，未可也”；
及至牧野大战前夕，周武王仍战战兢兢，不敢应战，是吕尚强迫其出战，才不得已而贾其余勇勉力一战。
《史记》、《竹书纪年》、《左传》以铁铸的事实证明着这一切：对大商的仇恨、对帝辛的畏惧，使得周人不顾一切地诋毁、抹黑自己强大的、天神一般的对手，以建立战略联盟，激起将士的同仇敌忾，减轻自己的畏惧和恐慌。
抹黑帝辛的第二主力是是叛徒、内奸。
“内奸”的队伍是庞大的，但总体可分为两类人：
一类是神棍。
这便是帝辛罪状中的“昏弃厥肆祀”、“弗敬上天”、“弗事上帝神只，遗厥先宗庙弗祀”、“郊社不修、宗庙不享”，“慢慢鬼神”等等罪状的由来。
自帝武乙戏弄神只，“革囊盛血”以“射天”，至帝辛，四世之中，君权与神权之争愈演愈烈。虽然经四代商帝数十年的奋力搏击，王权占据上风，成为统治主导力量，但神权数百年的无上地位，致使队伍庞大的神棍们不甘心失败，一而再地与王权相抗衡，力图再现伊尹、巫咸等时代超越王权的辉煌。
至帝辛时，由于帝辛的分外的强势，神棍们撼之不动，便勾结外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成为倒商的急先锋。曾经是商王朝中坚力量的祖宗一元神教，此时却成为动摇商王朝统治基础的主力。
还有一类是王党内部的叛逆者。
这一类人又可分为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以或微子、箕子、比干为首的王族反对党。
这是一群帝祖甲礼制改革的牺牲品。本来，按照商王朝“兄终弟及”的传承方式，这群人是离王位最近的，尤其是微子，是帝乙的长子，本来是最有希望称帝的，而且帝乙在位时也确实有部分大臣拥立微子。
但以太史为首的帝党拥立了帝辛，因为帝辛是嫡子。按帝祖甲确立的礼制，是以嫡长继承制为核心的。先是嫡长子、嫡次子、嫡三子等等，嫡子以后，才是以年龄次序排列，庶长子，庶次子等等。
其实，微子、帝辛是同母父兄弟，但因生微子时，其母是妃不是后，因而是庶子；而生帝辛时，其母已是后，故辛为嫡子。故太史争之：“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吕氏春秋》；王仲孚：《殷商覆亡原因试释》）
微子自不甘失败，但又争不过强势的帝辛，因此不惜卖国以求荣，“微子启，胶鬲与周盟”。（《竹书纪年》）所以，帝辛对微子一系的打击、排挤，决非是昏庸而远贤亲佞，而是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
而微子、箕子、比干、胶鬲等也决非孔子口中的贤人，而是一群因个人利益出卖国家的“内奸”。
另一个群体则是商王朝的贵族。
帝祖甲的礼制改革，不仅是确立了嫡长继承制，而且废除了帝位继承和国家大事中的贵族公议制，使商王朝彻底泯灭了酋邦制的最后残余，完成了从酋邦制向国家、帝国的转进，在国家形态上迈进了一大步。
当帝武乙一力打压神权，巩固王权，商王朝才真正进入了帝国形态。但这群人在商帝国的实力是如此之大，虽屡经打压而依然坚挺，不得已，商王朝的几代帝王都在想方设法利用各种手段建立自己的王权架构。
帝武丁做为商王朝武功赫赫的大帝，在欲用千古名相傅说时，仍不得采用“先帝托梦”的手法以掩饰其真正目的。
而到帝辛时，帝国内部已四分五裂，神权、王权之间，执政集团与反对集团之间，帝权与贵族之间，诸多斗争已积重难返，帝辛无人可用，只好重用外来的人才——费仲、飞廉、恶来等，而这又引起了反对党、尤其是贵族一系的强烈反弹。
这两群人虽利益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帝辛。而费仲，飞廉、恶来是抛弃了自己的氏族来帮助帝辛的，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是引起公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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