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传道书》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答案。例如,“人活在世上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积聚财富、尽情消费、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如若没有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回答,我们就无法生活,也无法做出决策。针对以上问题,每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都拥有一套共同的信念。可见,个人需要为了某种目的而活,社会亦如此。换句话说,每个社会群体都要向其成员灌输某种价值观,由此赋予生命意义。
尼采总结道,每个社会都向其成员提供一套“理想”。古代文化号召人们为上帝(或神明)、家庭、部落或民族而活。现代社会推翻了宗教与传统权威,以理性与个人自由取而代之。尼采虽剑指现代文化,却也注意到一切文化(即使自诩“世俗”)都提倡绝对道德和超验价值,并声称人们拥有价值和意义的基础是遵守这些理念。从圣经意义上说,这些文化理念其实就是偶像,而非“好点子”这么简单。它们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又被近乎宗教崇拜的狂热推向极致，它们被认为可以带给人幸福和满足感(救赎的世俗版本)。所有人都必须服务于这些理想,凡对此理想不屑一顾的人都将被弃绝。因此,古代文化排斥不信神明之人,现代文化则排斥任何偏执或敌视平等和个人自由的人。
如果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偶像,那么这些偶像又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工作呢?请记住,偶像是被赋予了终极价值的美好事物。群体偶像则过分强调某个值得称颁的文化特质并将其绝对化。所以,每种文化所推崇的价值都会给工作带来一定的益处,但同时也扭曲了工作观。那些希望能够忠诚、出色工作的基督徒必须辨别他们工作环境中的偶像,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那么有哪些是群体文化偶像呢?我会对西方历史上的三大主流文化(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所盛行的偶像进行概述,但鉴于仅是概述,势必会有以偏概全之处。几乎每一个领域的工作都会遇到这些文化偶像的混合物,因为这些偶像以不同方式影响了几代先驱、英雄、领袖,以及主流机构的革新者。
?传统文化的偶像
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古今传统文化认为世界有道德标准,而人们主要通过传统和宗教去理解这些标准。透过权威人物,如父母、牧师和统治者,人类智慧一代代传承下去。这种文化教育其成员:他们只有忠于自己的社群并在其中担当责任作为子女、父母以及作为部落和民族的成员,他们的人生才有意义。在这样的文化中,家庭、种族和民族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极其危险的。
这也是在这样的文化中会发生“荣誉谋杀”的原因,即如果家庭中的一员令整个家族蒙羞,那么其他家庭成员就可以将其杀害。这种偶像崇拜也解释了一些文化几乎不支援家庭暴力和儿童虐待事件中的受害者的原因。这也是日本兵在二战中鄙视盟军俘虏的原因,因为他们认为后者把个人生死看得高过国家荣辱,所以不会为国捐躯。西方社会几乎不可能理解这些做法。
在西方社会,我们一直都在努力与种族和种族主义的偶像作斗争。美国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认为,人之所以会将自己部落或民族的利益凌驾于其他部落或民族之上,是因为心中的罪,以及由此而来的“天大的不安全感”。这种通过种族主义反映出的不安全感支撑了我们的自我价值。我们站在道德至高点审视自己的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差异;我们看不起其他种族,我们自认为优越。这个偶像很容易导致残酷的行为。因为如此一来,维护国家安全或文化和种族的纯洁便成为终极目标,使得对外军国主义和对内镇压成为合理行径,或至少可以漠视少数族群的困境。
在更传统的地方和文化中,工作深受这些偶像的影响。种族偶像可能让很多企业将来自不同文化和种族背景的员工及其观念拒之门外,这对公司的竞争力和创造力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当然,民族主义的偶像使得实业家支持军国主义,在当时看来这是爱国的行为,但最终会在历史上让自己声誉扫地。
传统文化认为社会稳定和整体利益高于个人的权利,把那当做偶像。这对企业运营产生了重大影响。日本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仍很传统,它一直不接受工人为了获得更好的薪酬而跳槽,或是公司为了维持利润而让员工下岗。直到上个世纪末,日本人的理想是拥有一份可以工作一辈子的职业,即员工一生待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在传统文化中,企业不以盈利为目的(他们认为自己有强烈的社会责任,为人们提供就业机会),而员工更关心的不是自己的薪酬,而是公司的地位和声誉。
不难看到,强调忠诚度和社会稳定有其益处。不过,这也可能导致当工人受到剥削时,他们提出加薪或提高社会福利等(西方社会认为的)合理要求会遭到社会谴责。这也可能导致在经济低迷时期的经济危机。1992年经济衰退时,《纽约时报》一篇名为“不裁员的理念让日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的文章解释了美国公司如何在经济衰退时通过裁员更快复苏。日本这种不让公司裁员的文化导致许多公司彻底倒闭,甚至给人们的生活造成更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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