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朝无论是从农业、手工业、采矿冶炼业，还是造船业、娱乐业，以及财政税收等，都已经是登峰造极，也根本没有强化的必要，一切水到渠成即可。
就说华夏的四大发明，三个就发生在宋朝。火药、罗盘、印刷术，每一项都让人类的文明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
但宋朝演绎最具特色，后人熟知的乃是以文制武，文臣与君王共治天下。
赵匡胤立誓碑于太庙密室，后世君主祭祀及新太子即位，均须恭读碑文：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这就不难理解靖康之变时，为什么都是士大夫之流统兵，武将或默默无闻，或遭掣肘悲愤而死，兵败亡国，也是不可避免。
宋徽宗赵佶崇宁元年（1102），“三舍法”最后推行至全国州、县学。这是由学校升贡的开端，舍选与科举考试并行。行“三舍法”于太学。
“三舍法”，即把太学分上舍、内舍、外舍三个等级。经过考试成绩优秀者，外舍生升为内舍生，内舍生升为上舍生。考试成绩是上舍上等，可以直接授官，上舍中等，可以直接参加殿试，上舍下等，可以直接参加礼部省试。以三舍生考至某种成绩给予考试特权，来表明学校对选官取士的重要性。
崇宁三年（1104），赵佶遂诏：“天下取士，悉由学校升贡”，“岁试上舍，悉差知举，如礼部试”。“三舍法”仍存于太学。从这年至宣和三年（1121）近二十年间，除个别年份仍特命贡举外，停止科举考试，由学校升贡。但宣和三年（1121）又终于恢复原来的科举考试制度。
只是金人南下，河北河东糜烂，不管是“举子”、“贡生”，还是“太学生”，凡身在两河，均是失去了做官从政的资本，只因这里没有朝廷，没有了科举，代之而起的则是新式学堂。
这也难怪，大多数的“贡生”、“太学生”跟随大宋朝廷南下，听说朝廷已经计划在江宁府开科取士。但是滞留两河的这些读书人，却要去“聚贤馆”和传说中的“中华行政学堂”参加募试，在宣抚司治下的州县牧民一方了。
这也就说明，即便这些读书人被应招收取，大多数人也只能从事于民政，文臣统兵的年代，已是一去不返了。
位于班瑞殿旁的“聚贤馆”，也是王松海纳百川，吸收各人的意见而成。
一旦控制的范围越来越大，人才的问题就随之而来。行军打仗、出谋划策、钱粮财赋、刑狱办学，处处都需要能确确实实做事的人才。
几份简单的笔试题目，都是大名府最富有经验的官吏智慧之结晶，经过笔试以后，才进入最后的面试环节。而这一关，则是王松、马扩、李若虚三人共同把关。
宣抚司在大名府招贤纳士，宣抚司和官府的通告远远地贴出了城外。运河上的旅人也把消息洒向了中原、山东，以及两淮地区。
其他地方的贤士碍于朝廷的面子，也许不会前去应职，河北的名士却是完全没有顾忌。毕竟这是生养自己的家乡，总有一份血浓于水的感情在里面。
许多名士兴致勃勃的前去应征，最后却垂头丧气地扫兴而归。有些应征失败的名士，面子全无，大骂宣抚司纯粹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只专注于考核奇技淫巧，而没有任何的四书五经，诗词歌赋。
“王松你诗词冠绝天下，却不诗词取士，简直是王八蛋!”
“学了几十年四书五经，到头来还要学那些算学农学之奇技淫巧，王松你也真能想得出来!”
“王松你如此刚愎自用，大失两河士子之心，此乃不仁不义之举啊!”
说的还冠冕堂皇，不要口若悬河，能言善辩之辈；也不要只会吟诗作画、抚琴烹茶的饱学之辈，反而一些精通屯田水利、数算天文，刑名税赋的、甚至是冶炼匠作的粗鄙之徒，被招了进去。
许多读书人更是暗自叹息。年龄的限制，所学知识的差别，考核时实学的优先，让他们这些曾经的读书人，无情地被这个时代所抛弃。
只怕从今以后，“士”就会成为绝唱了。
“大牛14岁，二牛三年后19岁，二人年龄和为40岁时，年龄各几何?”
“一群人一起种树54棵，男人种树数是女人种的两倍，男女各种树多少棵?”
“会用算盘吗，知道赋税如何算呢? ”
“小麦如何增产? 盐碱地如何改良?”
“如何能冶出好铁?”
试卷上诸如此类的问题，精细到了极点，显然都是经过综合考虑，广纳众议而成。
一件已经有些破烂的圆领锦袍，襆头后的垂脚也断了一根，脚上一双经年破旧的芒鞋，虽则如此，全身却打扮的整整齐齐的杨可胜，在门口军士频频的注视之下，进了招贤馆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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