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度是孔有德的家乡，孔有德找不到仇人就把家乡屠灭，未免太丧心病狂没有原则。历史上的孔有德是一个相当有原则，相当良善的人。
他投降满洲后依靠自己的影响力保护汉族奴隶，因此受到皇太极斥责；
在讨伐南明的过程中保护有骨气的明朝官员，被他们指着鼻子大骂也不生气；
拒绝接受大贪官，大败类黄朝宣投降，理由极其幼稚：“如果我接受你的投降我就必须保护你的生命财产不受伤害。你是一个作恶多端人神共愤的败类，我必须把你杀掉伸张正义。”那分明是幼稚孩子才做的事，他大可以先接受投降再翻脸算账，可是他没有那么做，因为那么做不讲原则。
如果孔有德真的屠灭家乡平度，他更不介意杀光潮水村制造臭村，更不介意手下士兵在黄县，在召远县，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可我却没有在网上找到类似记载。所以说平度惨案非常蹊跷，作为孔有德的罪证并不可靠。惨案最大受益者反而是全家一人不损的崔氏，显然不合常理。
清朝初年文字狱还未推行，史官们还保留着几分热血公正，他们力所能及的追求记录的准确性，虽然不敢对主子清朝的残暴详细描述，但是会据实简写。
登州之乱后平度一带距离孔有德最近的，有证可考的大屠杀是发生在顺治年间的于七反清暴动。清廷调九省之兵，动用红衣大炮历时十三年方才镇压下去。在镇压的过程由于汉族儒生程玉墀背叛带路（读书明理是放屁，儒生自古多败类），清兵抄小路出现在于七军背后前后夹击，汉人起义军拼死抵抗，战况极其惨烈，首领不是战死，就是自刎，无一投降。史书称：“尸成山，血成河，时值天降小雨，血流蜿蜒数十里，直流到‘接官亭’附近，聚成一血泊。后人将此亭称为血灌亭或血濯亭。”
战斗结束后清军开始对参与造反百姓株连九族，栖霞、莱阳几被屠绝。
《莱阳县志》记载：“大军抵莱阳，供应浩繁，及东过南务，即大肆屠杀”。
清人自己编撰的的县志称：“清兵进剿，进入于七势力所及之区，便开杀。”
那种屠杀不是军纪不严，而是按照军令有组织屠杀，一进莱阳见人就杀，不问青红皂白。
《平度县志》记载：“于聘三，古庄人，少孤，读书明大义，以清初东人之祸入登莱青道幕，”“时有令兵过麻兰即屠杀，聘三泣求过小姑河（平度与莱阳的界河。清军将领带兵走到平度县麻兰就下令开始屠杀百姓）然后杀，及渡河又求缓诛，将军怒，乃跪求一箭地内暂勿杀，许之。聘三前驱骤马弯弓大呼，使百姓速逃，用的是逃奔得脱者无算。”大屠杀后“农人至春耕时，往往于土中得血块。”
顺治年间的县志如此有骨气，政府的暴行都敢明目张胆化为文字偏偏没有记录孔有德暴行，可见孔有德在山东搞屠杀的传闻不可信。
九月初一日，明军各路十几万大军俱至登州开始围城。
登州三面环山，北面向海，城池由孙元化铸就，坚固无比可防重炮轰击，形状奇特可以充分发挥火器的威力，堪称铁壁铜墙。
登州城上拥有二十几门红夷大炮，三百余门大将军炮，火力强大防守森严。孔有德熟读兵书久经沙场，颁布多条严令：
城中衢路不许辽人以外者任意行走，违者斩；
每垛夜间均以五人防守，按更轮替，传箭警睡；
不时缒人至城外夜巡。
明军身处城外平地，为避免遭敌夜袭，威逼来大批山东百姓，迫使他们日夜劳作以数日的时间构筑一道长达三十里的围墙，其高如城，东西两端俱抵海。
陈洪范、刘泽清率步兵守西墙，吴襄、靳国臣等率骑兵接应；
刘良佐、邓玘等率步兵守南墙，金国奇、祖大弼等率骑兵接应；
牟文绶等率步兵守东墙，祖宽、张韬等率骑兵接应。
明军数次攻城，鲁军全力反击，枪炮声传数十里，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明军副总兵丁思侯、裨将程仲文、祖邦楼被炮火击毙，士兵陈尸数千，鲁军有城墙保护伤亡轻微。
巨大的伤亡令明军将领意识到登州城不可能从外面击破，只能采取紧守坐困的策略。这一策略需要满足十几万大军的后勤物资。京城赤字国库空虚，朝廷哪里拿得出来？为防止战争长期化他们决定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派人请衍圣公前来斥责孔有德乃圣裔中败类，不忠不孝，借以打击鲁军士气。
衍圣公派出门下大儒赶往前线，大儒身穿儒服鹅行鸭步来到登州城下。城上士兵见他作文士打扮，手无寸铁只带两个跟班，不以为意，出于对文人尊重没有向他射击。
大儒道：“叫孔有德将军出来见我。”
城上士兵道：“你是何人？为何要见我们将军？”
孔有德就在城墙上巡视，他一看那人装束就知道是孔衍圣公府派来劝降的，暗道不妙。
在皇朝时代孔衍圣公就是汉族百姓的神，绝对不能伤害他，他老人家的说的话做的事都是正确的。如果任由他的使者君君臣臣讲歪理鲁军士气定受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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