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实际的赋税状况。
设想一个大型的村落，这里居住着两百户人家，总人口达到一千人，每人平均拥有五亩土地，总计五千亩丰饶的田地。
每亩土地所产出的粮食，若折合成银两，大约值十两。
因此，理论上，每个村民的年收入应为五十两银子。
根据国家的税法规定，在理想的情况下，税收是这样计算的：
首先，田赋部分，五千亩土地应上缴的税款为五千两银子，即每亩土地贡献一两银子，这是所谓的“十税一”政策；
其次，每个人还需缴纳二两银子作为人丁税，这样一来，人丁税总额便达到了二千两；
最后，每位村民每年需为县衙提供三十天的无偿劳动，也就是服徭役。
综合计算，国家每年从这个村子收取的税款合计为七千两银子。
而村民们，在年收入五十两银子中，需要缴纳七两作为税款，剩余的四十三两可以作为他们的可支配收入。
此外，他们每年还需投入一个月的时间进行无偿劳动。
在这样的税收制度下，村民们虽然不算富裕，但维持生计并无大碍，朝廷与百姓之间的关系也相对和谐。
然而，现实情况往往并非如此理想。
张大户家因为家中有读书人，家境殷实，势力庞大，因此不断兼并其他村民的土地。
张家竟然占据村中两千五百亩的土地，家中人口多达五百人。
而当地的县令又贪婪成性，巧取豪夺，这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田赋的情况。
由于张大户家势力庞大，他们所占的两千五百亩土地竟然可以免税。
这意味着，朝廷实际上只能从剩余的两千五百亩土地中收取税款，总计两千五百两银子。
而贪婪的县令还额外征收了一倍的火耗银，也就是额外的两千五百两银子落入了他的私囊。
这样一来，原本十税一的税率，在实际上变成了十税二，每个村民需要多缴纳一倍的税款，即十两银子。
接下来是人丁税。
村子里原本有一千人，但张大户家中的五百人被排除在外，因此实际应纳税的人口应为五百人。
然而，县令却故意少报人数，只向朝廷上报了二百五十人。
这样一来，朝廷在人丁税上的收入锐减到五百两银子，而县令则私自截留了五百两银子。
最后是徭役问题。
原本，村子里的每个村民每年需要服一个月的徭役来修堤坝等公共设施。
但由于张大户家中的人免于服役，实际劳动力减少了一半。
然而，贪婪的县令不仅不减少徭役时间，反而变本加厉地增加徭役负担。
他要求每个村民每年服四个月的徭役，而且是无偿的，甚至还需要村民自备食物。
如果村民在服役过程中受伤，县令也概不负责。
这种苛刻的条件让村民们苦不堪言。
为了逃避这繁重的徭役，村民们不得不向衙役们求情。
而衙役们则趁机敲诈勒索，声称只要每人交出十两银子就可以减少一个月的徭役时间。
村民们在无奈之下只好屈服于这种勒索行为。
这样一来县令又通过徭役减免的方式收取了五千两银子的大部分据为己有。
现在我们来算一笔账：
朝廷原本应该从这个村子收取七千两银子的税款但实际上只收到了三千两银子比原计划少了一半以上；
而县令则通过各种手段敛财八千两银子；
张大户虽然也从中获利不少但与县令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因此他下定决心要让自己的儿子努力读书考取更高的功名以获取更多的特权和利益。
朱元璋虽然辛苦一生试图压榨官员的贪腐空间，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整个朝廷乃至所有百姓都在为读书人和官员打工。
这种制度性的腐败和剥削不仅加剧了社会矛盾也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朱元璋一下站起身来，这次并没有再去踹桌子，在大殿中踱步，官员们都低着头根本不敢有别的动作，甚至汗水打湿了双眼也不敢擦拭。
【然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在不断增加，但朝廷统计的人口数量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与此同时，每年的科举考试在不断进行，考取功名的人越来越多，每增加一个功名获得者，就意味着又有一批人可以免税并享受特权，这样一来享受特权的人越来越多，国家的税收基础却在不断萎缩；
另一方面，国家需要处理的事务越来越多，维护国家运转的机器也日益庞大，各项开支不断增加，然而税收却无法相应增长，皇帝再怎么节省开支，都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财政支出需求。
除了官员和读书人之外，明朝还有一群更大的蛀虫——皇室子孙。
他们不仅不事生产、不缴税还需要朝廷供养，朱元璋虽然对官员严厉但对自己的子孙却十分溺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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