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沉重的徭役常常压得百姓喘不过气。
这种无偿的劳动在精神与肉体上给他们带来双重的压迫。
尤其是在地方官员的贪婪与腐败之下，徭役成为剥削百姓的锐利工具。
在那个时代，国家层面的徭役虽然繁重，但终究是有限的，大型的国家级工程毕竟不多。
然而，到了地方层面，情况就截然不同。
地方官员手握大权，他们决定着地方的基建规模，也决定着百姓的徭役负担。
当腐败与贪污成为官场常态，这些官员们便开始肆无忌惮地利用徭役来中饱私囊。
正常情况下，老百姓每年只需服一个月的徭役。
然而，在贪婪的地方官员手中，这一规定变得形同虚设。
他们似乎觉得，让百姓服役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无需花费自己一分钱。
于是，各种各样的工程接踵而至：三月修桥、四月修衙门、六月修河堤、八月盖驿站……百姓们被无休止的劳作压得喘不过气来。
如果有人抱怨说没有时间耕田，那么官员们就会露出狰狞的面目。
他们冷冷地告诉你：“没时间服役？那就交钱吧！交了钱，你就可以不用来了。”
人丁税之前说过，不仅仅是压在百姓身上的一座大山，同时也造成了天下人口的藏匿。
为了逃避沉重的人丁税，许多家庭选择隐瞒人口，这导致了大量的流民和仆役的产生。
在那个时代，土地是固定的，无法隐瞒；但人是活动的，可以随意流动。
因此，人丁税的征收难度远远高于田赋。
朝廷为了掌握人口情况，也会进行人口普查。
然而，这一过程中也充满了猫腻和欺骗。
州、县政府的官员们会牵头进行人口普查，乡村的里长、保长等人则拿着朝廷的户籍档案一家家进行调研访谈。
他们摸清楚每个家庭的人口情况、男女数量、年龄以及身体状况。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瞒报和虚报的情况屡见不鲜。
没记录在册的人口被官府重新录入，已经死亡的人口却被官府故意忽略，继续征收其人丁税。
明朝时期的人口普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381年，明朝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统计出全国共有一千零六十五万户，五千九百八十七万人。
然而，这一数字却充满了水分。
明朝持续了二百七十六年，人口最多时仅有七千万人，之后再也没有增长。
到了明末的天启年间，人口更是锐减到五千一百六十五万人，还不如明初。】
朱元璋原本平静下来的目光瞬间变得犀利且冰冷：‘这群贪官污吏，都该死~~~~’
【与此同时，我们不禁要问：明朝的人口为何如此之谜？
为何在相对太平的时代，人口却没有显着增长？
这与地方官员的贪婪与腐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他们为了中饱私囊，不惜瞒报人口、加重百姓负担。
这也导致了明朝后期的社会动荡与不安。
根据后世历史学家的调查，明朝各州县瞒报了八千万到一亿的人口。
这些官员们非常清楚，朝廷统计人口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征收人丁税。
如果一个县有四十万人，却只给朝廷报二十万，那么相当于官员们直接拿走了一半的人丁税。
这种贪污行为在明朝时期屡见不鲜，也成为了社会一大毒瘤。
那么，在这个黑暗的时代背景下，读书人们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他们是否也成为了这个腐败体系的一部分？
还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为百姓请命？
在那个时代，读书人寒窗苦读多年，并非仅仅为了当个县令每年拿稳定的年薪。
他们更看重的是步入仕途后的特权与地位。
秀才作为参加科举、步入仕途的敲门砖，是进入士大夫阶层的最低门槛。
即使只是底层的秀才，也拥有一些令人羡慕的特权。
这些特权包括见官不拜、免除徭役、免交粮和免除人丁税以及免刑等。
这些特权使得秀才们在当地社会中拥有了崇高的地位。
他们不仅可以免除繁重的徭役和赋税负担，还可以在公堂之上与官员平起平坐。
这种地位的提升无疑是对他们多年苦读的最好回报。
然而，这些特权也带来了一定的问题。
在朝廷制度的引导下，以读书人为中心的巨大利益集团逐渐形成，即士绅集团。
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权和地位来谋取更多的利益。
例如，他们会将自己的田产和家族成员的田产都挂在自己名下以逃避赋税；或者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干预地方政治和经济事务以谋取私利。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士绅们对土地兼并推波助澜，更为残酷地剥削农民。
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权和地位来兼并更多的土地，从而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和贫富分化。
无论是地方官员还是士绅集团都成为了剥削百姓的罪魁祸首。】
明朝的绅集们感觉背后发凉，放眼望去，许多不善的目光在自己身上逡巡，不由得心底一寒。
本来这群泥腿子大字不识一个，现在不仅有劳什子拼音识字，还把他们的嘴脸赤裸裸暴露在天幕之上，以前凭借身份还能吓唬一二，现在总感觉睡觉都怕让人砍了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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