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吾爷
玩成书这样说话，肯定有绑架的成分。可当时的情况又的确是这样，一个企业要想得到地方势力的保护，自然企业就得做到纳贡。
并且，在陵江中区这个地方保护势力，这个相对突出的地方，在大时代背景裹挟下搞酒店，又属于不捞偏门就是放弃机会，自然首当其冲的是同公安搞好关系。
要不然，都已经习惯了办案方式是以抓【犯罪嫌疑人】为名，把抓捕目标先拘押、再搜集证据。
甚至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对可抓可不抓的人，按领导的意思，预先由办案单位设定一个罪名，把当事人先拘押起来，然后再向社会公开征集被拘押人的犯罪证据。
对此，还公开张榜悬赏，【凡提供线索者，都能领到一笔可观的奖金】。
就这样的时代背景，如果不是双方关系特别友好，甚至本就是利益共同体，怎么可能保护你，还为了保护你而帮助你对付竞争对手呢？
在改革开放以前，华夏政权为了要做到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利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也一样地要惩恶扬善。一样的是随时调动基层司法机关出面，动用专政工具。但无须动用现在这么多警力，只需街头和厂矿企业，要来一场发动群众的人民战争，就可以让所有的邪恶都无从遁形。
就这一点来讲，恐怕不但是中国特色，根本就是全世界唯一。
是绝对的创造发明。
开了世界上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政治任务，甚至是责任到班组，【制造罪犯】生产线的先河！
与此同时，也就让太多的人对公安机关的公正性产生了怀疑，逐渐地滋生了不信任甚至远离的情况。
加上华夏传统习惯性秋后算账，举一反三，随意罗织罪名，也成了某些司法机构办案的一大特色，或者直接说成了司法习惯。
这就让一些有一定【特殊身份】的人，对公安机关敬而远之，甚至会望而生畏。
除非万不得已或避免不了，一般都不会主动与公安机关合作。
那些能主动向公安机关求助的人，多半都是沾亲带故的“关系户”。
这也就是在改革开放前以及改革开放早期的华夏，一度黑恶势力猖狂的主要原因。
因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既无背景、又无大钱，遇上了麻烦，如果不是事情大得不得了，一般情况下，让那些收点小钱，就可以把事情摆平，避免无休止麻烦的社会势力解决了也就算了。
就因为很多摊贩和中小商人都是这样思考问题，黑恶势力也就有了存在的环境和土壤。
是嘛，任何一种行为，只要有人愿意买单，即便是很可能有法律法规的风险，也就会有人去铤而走险，甚至是有人跟风效仿并形成行业。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资本家为了300%的利润愿意上断头台，不就是想说明暴利的诱惑，大于人们对生命的眷恋吗？
好比玩成书经营景阳酒店，之所以搞得风生水起，也就是与地方保护势力的方方面面，达成了利益共同体的分配原则。
入夜的景阳酒店凤凰台夜总会，可以说，绝对是提供黄赌毒的最大集中窝点！
这个连陵江市的普通市民都知道的情况，也绝对不可能说长期在这一亩三分地上，维护社会治安的中区警察，压根就不了解情况？
就算中区公安局离景阳酒店还相对有距离，那景阳岗派出所呢？那不是就只有几分钟的距离吗？他们什么时候来出过警呢？
据洪海侠所知，陵江的某些公安干警，下至基层的片警、所长，上至局里面的处长、局长，不敢说个个都是景阳酒店凤凰台夜总会的常客，但起码可以轮流光顾的说数量不小。
他们没有任何理由说并不知道凤凰台夜总会存在黄赌毒。
只是因为他们本就是其中获得利益分配的一部分。
因此，他们必须要选择性不知道。
与此同时，直接掌控着黄赌毒的黑恶势力，自然也就在这样条件的保护下，合法地存在了。
至少，留给老百姓或者说商人们的印象是如此。
可以肯定地说，在当时陵江的历史背景下，黄赌毒在景阳酒店凤凰台夜总会，基本上是合法的存在。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哪一个受胁迫的良家女子，敢把自己在凤凰台夜总会受到黑恶势力威胁的情况，去向这样的公安机关举报呢？
难道还有谁可以期盼到就这样的群体内，会有人敢于站出来，替你主持公道吗？
洪海侠当时之所以只被强迫得委曲求全地接受黑恶势力开出的条件，也就是被陵江当时普遍存在实际情况，逼得必须要顺应形势的无奈之举。
若干次出现的针对性情况，洪海侠是既清楚又明白，根本就是玩成书的手段，还有马老大的暗中掺和。
可那又怎么样呢？如果洪海侠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要求洪海侠把精力都放在把证据找出来，又或者拿出被暗算的事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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