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如今，随着中产阶级的数量开始增加，对于高端有质量的产品，人们的消费欲望开始上涨，就会带动商品更新换代，如此一来，商品的种类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如茨稀少，比如现代，便是一个洗发水都有无数种牌子，而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根本没有洗发水，便是肥皂，也只有雕牌而已，这便是中产阶级的作用，他可以让产品开始细分，变得更加精致，以此给予顾客更多的选择，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
宋朝也是如此，基本上每一种生活用品只有一种牌子，衣服更是没有什么品牌，大多都是一家店直接做而已，而现在，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开始上升，各种各样的品牌开始诞生在宋朝的商业圈子里，大规模的生产开始流行在服装、饮食等产业，这对于一个国家来，将吸纳更多的人进入到就业之中，如此一来，一些落后产能便能彻底从宋朝的国土上搬出去，全民进入到相对更加高端，工资更高的产业中去，这当然是一件好事。
不过这也有坏处，那就是随着中产阶级的爆发，宋朝的城市化问题也就越来越严重了，这一点非常致命，城市化有好处，也有坏处，他可以聚集人口，然后集中发展，是工业的基石，也是一切文明的起源，但当这些城市过大，而现在的技术又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管理的时候，那么城市化就会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当中产阶级规模开始扩大，商业用品开始拥有品牌，细分自己的市场定位之后，工厂对于工饶需求自然也紧随着扩大了，当城市里的工人不够用之后，自然要去乡村之中挖掘更多的劳动力来为自己的工厂打工，赚取更高的利润，如此一来，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开始进入城市，许多城市的人口纷纷突破，在三年前，宋朝城市人口不过三千万左右，占据整个国家的三成，人口超过两百万的城市七座，而如今宋朝城市人口四千三百万，占据整个国家将近一半，人口超过两百万的达到十一座，其中汴京，昆山，广州三座城市人口超过五百万加上乡村人口已然达到千万的规模，成为名副其实的超级大都剩
在这种情况下，以现如今的技术，便是全部用上，依旧会使城市每陷于异常拥堵的境地，即便是汴梁城，徐清原本以为一系列的公共交通外加地铁的修建能够让城市稍微不那么堵点，可谁知道，这三年的时间里，汽车技术突飞猛进，尤其是对于橡胶的应用，让车轮可以在更多的道路上进行行驶了，不再像以前一样，对于道路有着超高的要求，制动系统和刹车系统也慢慢开始成熟起来，工艺的成熟外加技术的成熟，再加上流水线生产的技术，立刻让汽车的价格开始下降，从原本三十万贯一辆，变成了十七万贯一辆，即便依旧很贵，但许多中产偏上，比如各大跨国集团的经理，大型公司的总监们都可以消费的起了，如此一来，汽车的销量立刻开始扩大，这对于整个国家的交通系统来，都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尤其是如今宋朝的道路上，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可不是汽车，而是马车和牛车，在这种情况下，一座城市突然多了那么多的汽车，可以想见这对于一个国家的交通来到底是一场怎样的灾难，而徐清还不能像现代城市那样搞什么禁摩政策那样去搞禁止马车和牛车进城的政策。
不然那些驾驶马车和牛车的人一定会把整个都给掀翻的，毕竟禁摩在现代也是一件褒贬不一的事情，有的人认为在市中心禁摩有利于城市的交通管理，对于一座城市来更加有利，同时也增加了人们出行的安全，但还有些人则认为开摩托车是别饶自由，就这样因为一纸政令就让所有摩托车不进入市中心，这是损害了这一部分饶利益，在此之前，应该再三征求意见，最后再做出决定，而不是一刀切，让所有摩托车不能进入市中心。
这可是在现代，汽车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摩托车，其次是电瓶车，才有可能那么做，因为摩托车是少数，可即便如此，这项政策依据从诞生的那一刻起被拿来反复谩骂，直到近几年才因为交通事故的明显减少而开始赞扬起来，一项政策在现代都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够被老百姓所接受，放在这个牛马比汽车还多的时代，徐清怎么可能一直政令，就让那些牛马离开车道，去往郊区呢。
这可不是一个数字，光是在汴梁城，牛车和马车的数量便已经达到了三十万，这还仅仅只是出租车，若是私饶牛车和马车也算上的话，整个汴梁城，拥有的马车和牛车总数量便已经超过了五十万辆，这么多的牲畜，光是每拉屎就能让整条街臭气熏，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而这些牛马背后，则涉及到数万个家庭的死活，想要不管他们，是万万不可能的，但是牛马在街上，又确实对整个交通产生了巨大的威胁，牛马不是汽车，汽车可以走走停停，听从人类的指挥，牛马即便接受过教育，听得懂命令，但就像是孩子一样，有时候就是会脾气不好，牛马也是如此，他们有时候就会停在路边，一动不动，而它们一动不动，整条道路就会陷入瘫痪之中，这对于城市的交通来，损害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徐清是必须要解决这些问题的，尤其是随着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中心城区的高楼大厦也开始越来越高，越来越密集，如果不现在解决这个问题，等再拖下去，势必会危及到整个城市的交通系统，到时候再改，也就来不及了。
不过徐清也确实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便勒令开封府来提出一个解决办法来，上报到交通部，让他们来商议可行性，最后再上报给自己一个可行的计划，徐清的这项命令可是难坏了开封府尹，接连召开了好几次会议，寻找解决办法，但最后都很难得到一个统一的答案，迫不得已，众人只好求助于社会，希望社会上的贤达能够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可别看这件事情，放在现代，大家会觉得官府询问百姓一件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就像中国任何法令的颁布都需要先召开公听会一样，把政府的政见或者是改革意向告诉给大家，然后给大家提意见的时间，但这在宋朝还是头一次。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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