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爱忠直之言却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清吴裕垂《历朝史案》，则指出：
“宋人竭中国之财力，纳币赂寇，偷安旦夕；致使生民左袒，肝脑涂地。退而渡江航海，竟以议和误国。则武帝所为，又岂宋人所能议乎？”
这个问题问得不错。
从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到公元前87年去世，他一共作了54年皇帝。武帝一生在位期间，主要做了五件大事：
一是打退了匈奴对中原的入侵，中华民族获得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广阔生存空间。
二是变古创制，包括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改兵制、设刺史、统一货币、专营盐铁、立平准均输等重大改革与创制，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而且体现着法家之“以法治国，不避亲贵”的政治制度。这种法制传统，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中华帝国制度的基本范式。
三是将儒学提升为国家宗教，建立了一套以国家为本位、适应政治统治需要的意识形态，从而掌控了主流舆论，并且为精英阶层(士大夫)和社会树立了人文理想以及价值标准。
四是彻底废除了西周宗法制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一套新的行政官僚制度、皇位继承制度和人才拔擢制度。
五是设计制订了目光远大的外交战略，并通过文治武功使汉帝国成为当时亚洲大陆的政治和经济轴心。
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是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帝王。从16岁即位之初，他的目光就已经超越了长城屏障以内汉帝国的有限区域，而投向了广阔的南海与西域。
古今之论汉武帝者，惟清人吴裕垂特具卓识。其论略曰：
“武帝雄才大略，非不深知征伐之劳民也，盖欲复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尽去后患，而量力度德，慨然有舍我其谁之想。于是承累朝之培养，既庶且富，相时而动，战以为守，攻以为御，匈奴远遁，日以削弱。至于宣、元、成、哀，单于称臣，稽玄而朝，两汉之生灵，并受其福，庙号‘世宗’，宜哉！
武帝生平，虽不无过举，而凡所作用，有迥出人意表者。始尚文学以收士心，继尚武功以开边城，而犹以为未足牢笼一世。于是用鸡卜于越祠，收金人于休屠，得神马于渥洼，取天马于大宛，以及白麟赤雀，芝房宝鼎之瑞，皆假神道以设教也。
至于泛舟海上，其意有五，而求仙不与焉。盖舢舻千里，往来海岛，楼船戈船，教习水战，扬帆而北，慑屐朝鲜，一也。扬帆而南，威振闽越，二也。朝鲜降，则匈奴之左臂自断，三也。闽越平，则南越之东陲自定，四也。且西域既通，南收滇国，北报乌孙，扩地数千里，而东则限于巨壑，欲跨海外而有之，不求蓬莱，将焉取之辽东使方士求仙，一犹西使博望凿空之意耳。既肆其西封，又欲肆其东封，五也。惟方士不能得其要领如博望，故屡事尊宠，而不授以将相之权，又屡假不验以诛之。人谓武帝为方士所欺，而不知方士亦为武帝所欺也！”
汉武帝是一个变法改制并且取得了伟大成功的帝王，是一个雄才大略规模宏远的君主。他是一个宏扬学术崇尚知识的贤君，也是一个知过能改，虚怀纳谏，任人以贤的明主。
武帝元朔元年的诏书说：
“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
元朔六年诏书又说：
“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
这表明，直到晚年，他仍在求新求变。他始终认为，只要情况变了，政策也要变，“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
元光三年，董仲舒上策论三篇，史称“天人三策”。武帝亲自召问之曰：
“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共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则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丰登……德泽洋溢，施平方外，延及群生？”（大意是：夏商周三代受命的根据何在？天地之间的灾异为什么而发生？人寿的长短、人性的善恶是根源何在？如何教理？怎样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政事祥和、五谷丰登，使天下百姓都生活得快乐幸福？）
他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一些具有本体性战略性的大问题，充分表明其视野之广阔。他要求作为哲学家的董仲舒不要就事论事地回答，而要讲出“大道之要、至论之广。”这说明他对如何治理国家考虑得很远很深。他所探索思考的不是一时应变之权宜，而是系统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他晚年曾对卫青说：
“汉家诸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事。”
他认为他所从事的“内兴功利，外事四夷”政策，都是出于创立制度、为后世留下样板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考虑。他承认自己的政策会扰民(“劳民”)；他并不希望他的后代效法他的扰民政治，他告诚后代必须警惕而避免重蹈秦朝速亡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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