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子收完那年的冬天，柳林做了一个决定。他在村东那片荒地边上，选了一块地，盖了一间新房子。不是木屋了，是砖瓦房。红砖青瓦，坐北朝南。三间正房，两间厢房，一个院子。院墙不高，用石头垒的，上面爬满了丝瓜藤。院门是木头的，柳林自己做的，刨得很平，刷了一层桐油，在太阳下亮亮的。
阿苔站在院子里，看着那间新房。她看了很久，然后说：“比山上那间大。”柳林说：“大一点好。”阿苔说：“大多少？”柳林说：“大一倍。”阿苔没有再说话。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那间新房，看着那些红砖青瓦，看着那道爬满丝瓜藤的院墙，看着那扇刷了桐油的木门。她忽然想起山上那间木屋，那间她住了很多年的木屋。木头搭的架子，泥巴糊的墙，茅草盖的顶。没有这间大，没有这间亮，没有这间好。但她住了很多年，住习惯了。她不知道能不能习惯这间。
搬家那天，阿苔只带了两样东西。一把刀，一盏灯。刀是她的，跟了她一辈子。灯是阿秀留下的，那盏缺了口的陶灯。阿秀走的时候，把灯留给了她。“姐，替我看着。”阿秀说。阿苔接过灯，点了点头。她把灯放在新屋的桌上，点着了。火苗一跳一跳的，照在那些新刷的墙上，照在那些新铺的床上，照在柳林脸上。柳林正在搬桌子，那张从山上搬下来的旧桌子，缺了一条腿，用砖头垫着。他把桌子放在窗下，抹了抹桌面，把那摞写了半辈子的纸放在桌上。那些纸已经发黄了，边角卷曲，有些地方被虫蛀了。他没有看那些纸，只是放在那里。阿苔站在他旁边，看着那些纸。
“还写吗？”柳林说：“不写了。”阿苔说：“为什么不写了？”柳林说：“写完了。”阿苔没有再问。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那些纸。那些纸堆了半间屋子，每一张上都写着字。怎么种地，怎么修水坝，怎么治病，怎么管人。她看不懂那些字，但她知道那些字有用。那些字救过很多人。
新屋落成那天，村里人都来了。王大爷提着一只鸡，李大婶抱着一坛酒，张大叔扛着一袋米，赵大娘挎着一篮子鸡蛋。他们站在院子里，看着那间新房，七嘴八舌地夸。“老柳，这房子盖得好！”“老柳，你总算有个像样的家了！”“老柳，什么时候摆酒？”柳林说：“今天摆。”他让红药做饭，让苏慕云搬桌子，让冯戈培借碗筷，让阿留和阿等放鞭炮。那天又热闹了一回。吃完酒，客人们散了。月亮升起来，很亮。柳林和阿苔坐在院子里，看着那些丝瓜藤。丝瓜已经老了，皮黄了，籽硬了。阿苔说：“明年种什么？”柳林说：“还种丝瓜。”阿苔说：“丝瓜有什么用？”柳林说：“丝瓜络可以洗碗。”阿苔没有再说话。她只是坐在那里，看着那些丝瓜。她想起山上那间木屋，那间没有丝瓜藤的木屋。她不知道丝瓜络可以洗碗。她洗碗一直用抹布，抹布是阿秀留下的，用了很多年，已经破了，但她舍不得扔。她看着那些丝瓜，忽然想，明年收了丝瓜，用丝瓜络洗碗，应该比抹布好用。她笑了。
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地里的稻子又绿了，一片一片，像毯子。柳林每天去地里看稻子，阿苔跟着他，有时候走在他前面，有时候走在他后面，有时候走在他旁边。她的刀还挂在腰间，刀鞘上的麻绳又换了一根，是她自己搓的，搓得很紧。她的手上起了茧，不是握刀磨出来的，是握锄头磨出来的。她锄地的姿势和拔刀一样，一锄下去，往怀里一带，草就连根带起来了。她锄得很慢，但每一锄都很深。苏慕云也在锄地。她的矛插在地头，矛身锈了，她不用矛了，用锄头。她锄地的姿势和刺矛一样，一锄下去，往前一推，往后一拉，土就松了。她锄得很快，一垄一垄，像在战场上冲锋。但她不累，锄地比打仗轻松多了。
红药在河边打水。她的酒壶挂在腰间，壶里装的是水，不是酒。她打水不用桶，用酒壶。一壶一壶地打，一壶一壶地浇。那些水浇在地里，很快就渗下去了，看不见了。但她知道那些水去了哪里。它们去了那些稻子的根里，去了那些正在分蘖的苗里，去了那些正在变绿的叶子里。她浇完水，就坐在河边，把脚伸进水里。水凉凉的，从脚趾缝里流过去。她看着那些水发呆，想着很久以前的事。想那个人，想那八十年，想那壶一直没舍得喝的白开水。现在她不想了。她只想这些稻子什么时候抽穗。
冯戈培在地里拔草。那些草长得比稻子还快，昨天拔了，今天又长出来。它蹲在地里，一把一把地拔，拔得很仔细，连根都拔出来。那些草堆在地边，晒干了，烧成灰，又撒回地里。它的镰刀弯弯的，像月亮，握在手里很顺手。它割草的时候，像是在刻字，一刀一刀，很慢，但每一刀都很准。它割了一辈子草，从神国穹顶割到域外虚空，从域外虚空割到灯城，从灯城割到这个中千世界。以前它割的是命，现在它割的是草。它觉得割草比割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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