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尤其是随着以市场，经济为价值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提出，我国的民事诉讼理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民法是私法、民事诉讼是为解决私法上的争议而设置的制度的理念，逐渐在理论和实务界占据主导地位。相应地，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在最高人民法院，主导下我国法院进行了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这一改革的切入点，是加强当事人的举证责任。1991年，我国对《民事诉讼法》作了全面的修订，在修订的过程中，立法机关在很多方面，引入了当事人主义的因素，弱化了法院的职权。]引入当事人主义的具体做法，是突出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在强化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同时，也强调当事人在诉讼中应当承担的责任。具体到证据的收集而言，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强调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不再要求法院全面、客观地调查收集证据，明确了法院的职责主要是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在法院退出收集证据的主力军的新的诉讼格局中，当事人收集证据的重要性凸现出来了，如果当事人，不能收集到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不能提出证据来证明所主张的事实，败诉的结果可能接踵而来。当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持有证据，或者虽不为其持有，但比较容易获得时，收集证据的问题并不存在或不突出，但如果重要的证据，为对方当事人占有，或者为诉讼外的第三人占有，而他们又出于某种原因，不愿意提供给举证人时，收集证据的问题就开始凸显。于是，在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同时，如何保障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权利，成为立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针对当事人收集证据，可能遇到的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尽管法律是针对法院作出的规定，是为法院设定，帮助当事人调查收集证据的义务，但是，权利和义务总是相对而生的，既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从权利义务关系的这一原理中，我们不难得出一项新的诉讼权利——请求法院帮助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利——由此诞生的结论。
最高人民法院，在其2001年12月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称《民事证据规定》）将《民事诉讼法》确立的这一权利具体化，明确了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情形包括三种：（1）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2）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3）其他因客观原因不能收集的材料。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提出申请的时间为举证期限届满前7天；提出的方式为书面方式，在申请书中应当载明，被调查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所要调查收集的证据的内容、需要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原因，及其要证明的事实；如申请被法院拒绝，当事人可以向受理申请的法院申请复议一次；如果一审中的申请法院未准许，二审法院认为拒决错误的，二审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收集到的证据可以作为新的证据，在二审中使用。应当说，这些规定从实体到程序，充实了这一权利的内容，也有助于保障这一权利的实现。
三、保障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的意义
（一）是保障当事人证明权的需要。我国《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广泛的诉讼权利，并责成法院在诉讼中，应当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实现。在当事人享有的诉讼权利中，证明权可谓是一项，处于核心地位的权利，因为在事实争议型的诉讼中，无论是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还是被告提出的抗辩，能否得到法院的采信，全在于证据。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一般要由当事人来提供，所以可以说当事人举证的状况基本上决定了诉讼的胜负。
（二）是保障当事人平等进行诉讼的需要。在民事诉讼中，尽管双方当事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法律上，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但法律上的平等，并不等于事实上的平等，由于诉讼前双方的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如普通的消费者与生产者、经营者，尤其是那些处在垄断地位的大公司、大企业之间；由于双方的事实状态的不平等，如患者和医生之间、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与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之间，都会造成收集证据能力的重大差异。尤其是，有时候尽管某一要件事实，是原告方要想获得胜诉，必须向法院主张和证明的，但证明该事实的相关证据，却为被告一方占有或掌控，在此情形下，如果仅仅由原告自己来收集证据，无异于拒绝对受到损害的原告，提供司法救济。即使是那些原、被告诉讼能力相当的案件，有时也会出现主张和证明某一事实的责任在一方，而关键性的证据却由对方当事人控制，对方当事人，又不愿意把这一证据交出来的情形，在此种情形下，负有提供证据的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同样需要法院给予协助。民事诉讼的理想状态，是双方当事人，能够真正地平等行使诉讼权利，在武器对等的情况下进行对抗，而要实现这一理想状态，法院对在收集证据问题上陷入困境的当事人，提供帮助也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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