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灭吴之战是公元279年十一月至280年三月，晋武帝司马炎发兵水陆并进，直取建业（今南京），一举灭东吴，实现统一的战争。公元279年十一月，晋武帝发兵二十余万，分六路进军攻打东吴，第二年二月初，攻克丹阳城（今中国中南部湖北省秭归东）后，攻破吴军横断江路之铁锁铁锥，船行无阻，后来又擒获吴西线统帅、都督孙歆。在东线战场，东吴丞相张悌率领三万军队渡过长江迎战，被晋军夹击大败而归，晋军当机立断，挥师直指建业，吴军惊恐怯懦，不战而降，士卒闻讯逃散，于是东吴宣告灭亡。此战，西晋准备周密充分，善择战机，兵分多路，水陆并进，发挥强大水军作用，临机果断，一举获胜。吴主昏庸，防务松弛，将士离心，缺乏统一对策，招致节节失败。晋灭吴后，东汉末年以来分裂百年的中国复归统一。
公元263年魏灭蜀后，打破三国鼎立数十年的局面。曹魏政权落入司马昭父子之手。两年后，司马昭病死，其子司马炎废魏帝曹奂，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晋，史称西晋。形成晋、吴对峙局面。
司马氏建立西晋王朝后，据有原魏、蜀之地，已控制着全国大部分州郡府县；东吴沿江为国，仅有荆、扬、交三州的全部或部分地区，即今长江中、下游及岭南等地区。双方接壤数千里，时常有战火发生。从公元269年（西晋泰始五年）起，晋武帝司马炎就筹划剿灭东吴，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于是一面改善内政，开发农业、积存粮食；一面优选将帅，造楼船，练水军。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编练水军。
西晋拥有五十万人的陆军，但缺少水军，面对波涛汹涌的长江，虽“武骑千群，无所用之”。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司马炎命王濬在益州（州治在今四川成都）造战船，治水军数万人，使晋军的弱点得以克服，实力大为增强。东吴地跨大江南北，战乱较少，有相当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军队总人数为二十三万，尤以水军为强，有舟船五千余艘。然而东吴国君孙皓却不修缮内政，暴虐荒淫，导致民穷财竭，上下离心；又自恃水军强大，凭借长江天险，戒备松散。加之主将陆抗死后，部众分散，又中晋离间计，撤换了名将西陵都督张政，使西线守备更加削弱。这种局势对晋灭吴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司马氏早在灭蜀之前即有灭吴的打算。
公元262年（魏景元三年），司马昭提出了“先定巴蜀，三年之后，因顺流之势，水陆并进”，再并东吴，统一全国的战略方针。为实现先辈统一天下的遗愿，晋武帝司马炎从公元269年（晋泰始五年）起，即着手筹划灭吴。在政治上采取一系列措施，如厚待刘禅及诸葛亮等人的子孙，以巩固其在巴蜀的统治，解除后顾之忧；对东吴实行分化瓦解政策，以动摇其军心民心。改善内政，屯田积谷，安定边防。
同时，优选将帅，调整部署，以尚书左仆射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今属湖北）；征东大将军卫瓘都督青州诸军事，镇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镇东大将军、东莞王司马伷都督徐州诸军事，镇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
公元272年（泰始八年），晋武帝依照羊祜之建议，复任王濬为益州刺史，旋又加封龙骧将军，都督益、梁二州诸军事，命其在巴蜀大量建造战船，训练水军。晋军所建造的大型战船，长120步，可装载二千余人，上构木城，筑起楼橹，四面开门，船上可骑马驰骋。后命其加快造船进度。如原来王濬在巴蜀只奉令以五六百屯田兵造船，后来又增加各郡士兵一万人，一年就完成了造船任务，使王濬水军“舟楫之盛，自古未有”，为实现“水陆并进”灭吴，提供了重要的军事力量。
公元276年（咸宁二年）十月，晋伐吴的准备基本完成。征南大将军羊祜奏请伐吴，指出伐吴的条件已经成熟。应不失时机地向东吴进军，并根据“因顺流之势，水陆并进”的战略方针，提出了灭吴的部署。其要点是：针对吴军部署上东强西弱的情况，确定在徐、扬方向实行牵制，首先集中水陆主力夺取夏口以西地区，然后顺江而下，集中全力合击吴都建业。
这一方针的好处是：水陆并进，多路齐发，可以充分发挥水陆军的优势，从薄弱而又重要的长江上中游横切纵割，一举粉碎吴军的整个防御体系，从而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司马炎接受了羊祜的建议，但由于西北鲜卑族首领起兵反晋，后方不稳，加之太尉贾充等人的反对，使伐吴战争拖延了下来。
公元277年（咸宁三年）七月，又以都督豫州诸军事王浑为都督扬州诸军事，以镇南大将军司马亮为都督豫州诸军事，左将军胡奋为都督江北诸军事。
公元278年（咸宁四年）十一月，羊祜去世，晋武帝依羊祜生前所荐，以杜预继任征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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