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播放公社革委会通知:明天下午一点在后马中学大操场举行公审大会，后马公社全体干部和社员，小学四年级学生，后马中学全体师生准时参加公审大会。”
晚上七点，公社广播站广播员缪小龙正在播放着公社革委会的通知，连续播了三遍。
我正在煤油灯下做作业，只见我爸洪文庚神情严肃，坐在靠近灶头的一张矮凳上抽着闷烟，眼神黯淡无光。
“公审大会，不知谁又干了什么坏事，逮着了吧。”
我妈张淑华站在喇叭下，听着广播自言自语道。
“是吕凯，还有，听说有八个，都是我们公社的。”
“吕凯，不是你把千人请愿书递上去了吗？他不是没事了吗？”
“我也想他没事，但……他没救了，他们要整他，我努力了，但无能为力。”
“没救了，他们要整他，他们是谁？”
我妈就是一个家庭妇女，她哪知道社会上的事。
“这世道，乱着呢，真是好人不在世，恶人活千年啊！”
我妈感慨道。
“别乱说话，成成进了大学了，老二也读初中了，知足吧。”
“我是担心你，别让他们整你，你老是不听他们的，总有一天，像洪局长那样，你进了牛棚、猪棚，我可不陪你哟。”
“我心里有数，我担心，担心超超，他还小，这场运动好像不但停不下来，反而越来越……你听说大城市的学生大串连的事了吗？学生不好好读书到处乱跑干嘛？上海的许多工厂也停了，也都在闹革命呢？学生不上课，工人不上班，农民不种田，那国家成个啥？这世道咋这样呢？真看不懂，吃不透。我写信给成成了，让他就读好书，别乱搅和。”
“成成，从小就听话，应该没事的。超超，咋啦？他从小就叫你爸，与他爸一点关系都没有，一个小孩子，他会有什么事？”
我十岁了，有点懵蒙的感觉，虽然我爸我妈说话时压低了声音，但我隐隐约约觉得他们在说我。难道洪文庚不是我爸？我还有一个爸爸，那我到底是谁？我的亲爸呢？我不希望我还有一个爸，我现在有一个当书记的爸，觉得美得很。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有一个姐姐，她抱我，还和我一起玩耍。但妈告诉我，她从没生下过女儿，我只有两个哥哥，还有一个才一周岁的小弟弟。
翌日，才六点多，太阳就从村东边冒了出来，通过窗户射了进来，照在我的被子上，也照在我惺忪的脸上，春天早晨的觉多好睡啊！我把被子拉上了一点，蒙住了头，想再睡一会。
“超超，起床啦，太阳都晒屁股了，你还睡，快起来，去把羊牵出去放了，当心，别让羊吃了队里的庄稼，要罚工分的。”
从八岁开始，春天我放羊、割草；
夏天，我赶五六只鹅到田野里放养；
秋天，是我最不喜欢的季节，早上，下午放学后，我必须割满满的两篮子青草喂羊；
我家养了两只羊，一条是公的，另一条也是公的，第二年，便有了一只小羊或二只小羊。说也奇怪，两只公羊在一起咋就能生出小羊来呢？后来我看到我妈把一只母羊扔进了家门口的水塘里，十分钟后再把羊捞上来，不出三月羊的肚子就隆了起来，六个月后小羊就生了下来。我觉得好奇怪，说实话，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其中的奥妙。
我最喜欢冬天，冬天下大雪，我再不用割草、放羊和放鹅了。我和一般大的同学和小朋友们可以尽情地玩打雪仗。
下午的公审大会，我本没有资格去参加，但我幸运得很，上午，校长陈明学通知班主任丁红芳老师，让二年级的红小兵连长、副连长也去参加公审大会。我跟着大年级的同学一路小跑，四十分钟不到就走进了后马中学。
后马中学操场很大，有足球场那么大，操场的左边中央用学生上课用的课桌临时搭起的一个大剧台，剧台中央放着三张课桌，这应该是县里大领导和公社革委会领导坐的。
我第一次来到后马中学，对我来说，中学里的一切，教室、食堂、宿舍和一草一木都是新鲜的。我期盼着四年后来这儿读书。
“把犯罪分子带上来！”
随着一声威严的喊声，我知道公审大会开始了。
我和同学洪雪明(红小兵副连长)在人山人海中赶紧往前钻，由于人小，不一会儿就钻到了最前面，实际上，我又瘦又小，从大人的裤挡里就能钻到前面去。
后马公社有十一个大队，全公社足足有一万多人，把偌大的一个操场挤得满满的。
公审大会也叫万人大会，我记得每年就开一次。
八个被五花大绑的犯罪分子押了上来，他们在剧台前一字排开跪着，个个胸前挂着一个大牌子，牌子上面写着XX犯某XX。八个犯罪分子的后面都站着拿着长枪的民兵，好像都戴着军帽，手臂上套着红袖章。
我看到吕凯了，从左边数过去，他是第四个，比较中间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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