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张居正推行改革以来，大力整顿财政，缩减不必要的开支，严厉打击贪污腐败，光禄寺库银也逐渐有了积累。当时光禄寺库中所贮银两约有三十三万两，看似充足却仅够支撑三年的正常开支，并不算宽裕，一旦出现额外开支，便会陷入困境。
八月，司礼监奉万历帝圣旨，匆匆前往光禄寺传旨，内容简洁明了却带着不容置疑：
“内库银两缺乏，光禄寺银暂取十万来用。”
这道圣旨，无疑是又一次对朝廷财政规则的突破，是万历帝又一次挪用公库的举动。继二月移挪太仓库备边银后，万历帝又将手伸向了光禄寺，想要挪用光禄寺的库银，补充内库空缺，满足皇室的用度需求。
万历帝的这一决定，自然又引起了言官的强烈反对。言官作为监察官员，职责便是监督皇帝、弹劾百官，维护法度秩序。大多刚正不阿，敢于直言进谏，即便面对皇帝权威，也敢于坚守原则，指出不当之处。
户科给事中光懋、给事中周良寅得知消息后，当即联名上疏，坚决反对万历帝的这一决定，丝毫没有畏惧皇帝的权威。在奏疏中，他们详细说明了光禄寺的库银情况，言辞恳切的劝谏万历帝：
“该寺所贮三十三万，尚不足支三年之费，若一番索取动至十万，何以为继？乞收回成命。”
光禄寺库银仅够支撑三年的正常开支，若是一次性取用十万两，将会严重影响光禄寺的正常运转，日后朝廷的祭祀、宴饮等事务将难以正常开展，甚至可能出现无法维系的局面。因此恳请万历帝收回成命，不要挪用光禄寺库银，体恤朝廷的财政困难。
此次，万历帝并没有像对待工部科臣那样冷漠无视，也没有像对待失朝大臣那样严厉惩戒，而是采取了一种更为巧妙、更为圆滑的态度。他看完言官的奏疏后，没有驳斥，也没有发怒，而是提笔批示道：
“你每说的是。该银两偶以缺乏取用，后不为例。”
短短一句话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极高的政治智慧。他首先承认了言官所言有理，认可了他们的担忧，给足了言官颜面，让言官感受到了皇帝的“开明”；同时又没有收回旨意，坚持取用光禄寺十万两银满足自己的需求；最后用“后不为例”的承诺安抚言官的情绪，也堵住了其他大臣的嘴，让他们无法再继续劝谏，暂时平息了反对声音。
万历帝的这一操作，可谓是十分高明，尽显帝王心术。言官的反对有理有据，若是强行驳斥，若是严厉惩戒，只会引发更多的反对声音，甚至会被大臣指责，不利于自己的统治；而若是收回成命，又会显得软弱无能，无法彰显皇权，也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
因此，万历帝选择了“妥协”，承认言官观点，同时坚持决定，并用“后不为例”的承诺暂时平息风波。既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又没有引发更大的动荡，可谓是一举两得。而这一切的背后，其实是万历帝摸索出的新权力运作思路，是他在与张居正的博弈中总结出的应对之策。
此前，万历帝想要取用公库，无论是太仓库备边银，还是工部造坟银，都需要经过内阁票拟，而张居正往往会以祖宗旧例为由加以劝阻，即便最终勉强同意，也会提出诸多限制，让他无法随心所欲。
这让万历帝十分不满，却又无可奈何，毕竟，内阁票拟是祖宗传下来的制度，是朝堂的既定流程。张居正作为首辅拥有票拟权，他若是强行绕过内阁直接下旨，难免会遭到大臣的强烈反对，也会让张居正陷入尴尬的境地，得不偿失。
经过几次试探后，万历帝终于发现了一个突破口——中旨。所谓中旨，便是皇帝不经过内阁票拟，直接通过司礼监宦官传达旨意，这种旨意无需经过内阁审核，无需经过首辅票拟，直接生效，是皇帝绕开内阁行使皇权的重要方式。
万历帝发现，若是走内阁票拟的流程，必然会受到张居正的约束，必然会遭到张居正的劝阻，很难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若是直接用中旨行事，张居正出于维护皇帝权威、稳定朝局的考虑，多半只会在事后进行口头劝谏，不会强行推翻皇帝的旨意。
毕竟，张居正一直以“辅佐圣君”为己任，一直以维护江山稳定为目标，若是公然推翻皇帝的中旨，不仅会损害皇帝的权威，动摇皇权的根基，也会被大臣指责为“擅权乱政”，不利于推行改革，不利于辅政工作，甚至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当然，万历帝也非常巧妙拿捏着这个分寸，并没有频繁使用中旨，也没有大规模挪用公库，而是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在八月取用光禄寺十万两银后，整个下半年，便没有再提出类似的大规模取用公库的要求，也没有再做出其他突破法度、违背旧例的事情。
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安抚张居正等大臣的情绪，避免引发更大的矛盾，避免让张居正觉得自己过于放纵，从而加强对自己的约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张居正以为，自己的劝谏起到了作用，万历帝依然在他的引导下，朝着圣君明主的道路上稳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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