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便是‘劝农使’？”王芬问。
“应是。看其举止，或是投奔邺城的流亡士子，或是略通文墨算学的本地寒门。孙太守不拘一格，多用此类人为临时吏员，深入各屯垦点。他们不领正式官俸，但郡府供其食宿，并许诺若督导有方，垦殖有成，日后可在郡县衙门或新设的‘学府’、‘工坊’中优先补缺，甚至有机会经考核转为正式佐吏。”
王芬眉头微蹙。任用非正式人员，授予事实上的管理权责，以未来前程为激励……这做法逾越了常规的铨选与任官制度，充满了实用主义的权变色彩。但不可否认，它似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郡县吏员严重不足的困境，并将一些有知识、有热情（哪怕是出于功利目的）的年轻人，导向了实实在在的恢复生产之事。他亲眼所见，那个年轻的劝农使与老农交流时姿态平等，所讨论的也似是深耕、选种、肥壅等具体农事，这比坐在衙门里空发公文，显然更贴近实际需求。
车队继续前行，午后经过一个规模颇大的村落。这村子显然也经历过劫难，不少房屋仍有焦黑修补的痕迹，但多数已修复可住人，村口道路也被平整过。最引人注目的是村口一座新修的亭舍，虽只以原木为柱、茅草覆顶，却修得方正结实。灰白的土墙上，用黑炭写着几行粗犷醒目的大字：“识字明理，有教无类。邺城丽水学府蒙学社，每旬三、六午后，于此教授《急就篇》、《孝经》章句，村中八至十四岁童稚，不论男女，皆可来听，分文不取。”
亭舍内，此刻正传出孩童参差不齐却异常清脆响亮的诵读声：“赵国邯郸，孙氏青羽，安境保民，我等念之……”**这内容让王芬再次蹙眉。教化蒙童，为何夹带郡守名讳与事迹？虽可能是为了方便记忆编排，终究有宣扬个人之嫌。
村口老槐树下，聚着十来个村民，有编筐的老汉，有纳鞋底的妇人，还有晒太阳的老人。他们一边做着活计，一边侧耳听着亭舍里的诵读声，脸上是一种平淡的、近乎理所当然的接受神情。一个头发花白、牙已掉光的老妪，眯着昏花的眼望着亭舍方向，对身旁缝补衣服的媳妇喃喃道：“……二娃子也能认几个字了……这世道，打烂了，又好像……有点不一样了。”
“这蒙学社的先生，是郡府派的？”王芬让马车稍停，问路旁一个正在修补篱笆的中年汉子。
汉子停下手，擦了把汗，打量了一下车队，见护卫精悍，马车简朴却坚实，态度便带了几分恭敬：“回贵人的话，不是衙门里的老爷。是城里‘丽水学府’的学子，轮着来。都是些年轻后生，不要束修，有时候还自己带些糙饼分给娃娃们。教得可上心哩，狗娃回来还能认十几个字了。”
“学子？他们……都来自何处？”
“那可说不准。听口音，哪儿的都有。有咱本地的，也有从青州、徐州那边逃难来的读书种子。狗娃说，有个小先生还跟他打听过田里种宿麦的事儿，说是要写进什么‘见闻录’里，交给学府的先生看。”汉子咧了咧嘴，露出被劣质烟草熏黄的牙齿，“孙太守搞的这个学府，听说管吃管住，还发四季衣裳，只要肯读书、肯做事、守规矩就成。前阵子还在村里贴过告示，招十五岁以上、识些字的少年去学手艺，木匠、铁匠、泥瓦匠都教，学成了还能在郡府的工坊里做活计。啧，要不是俺家大小子才十二，真想去试试。”
王芬谢过汉子，示意车队继续前进。车厢内，他沉默良久。利用学子“实习”来推行基层教化，降低成本，扩大覆盖；将技能传授与官营工坊需求结合，培养匠人……这些举措彼此勾连，层层推进，看似琐碎，却隐隐构成一个试图从废墟中重建秩序、甚至重塑部分社会结构的庞大尝试。这已远远超出了一个郡守常规的“安抚地方”职责范畴。孙原的野心与手腕，在此等细节处展露无遗。
更让王芬感到复杂的是，无论是田间的劝农使，还是村中学子，他们在履行“公务”或“学业”时，似乎也在自然地、深入地接触并了解着底层的民情与疾苦。这与他所熟悉的、高居庙堂或衙署、通过文书与听讼来治理的模式截然不同。孙原似乎在有意无意间，培养着一批既通文墨、又知实务、且与底层有所联系的新式人员。这究竟是福是祸？
傍晚时分，这种新旧理念的无声碰撞，在一个稍大的集镇达到了一个小高潮。王芬目睹了年轻吏员当街宣讲农具革新，那充满鼓动性而又务实的言辞，那提及“孙太守说了”时的自然口吻，都深深刺激着他心中那根关于“礼法”、“体制”、“官府威仪”的弦。
是夜，驿馆孤灯下，王芬提笔记录，字里行间充满了审视与忧虑。他看到了恢复的迹象，看到了民生活力的些许萌动，这甚至勾起了他内心深处一丝微弱的、对于“有所作为”的共鸣。但孙原达成这些所采用的“逾制”、“权变”、“功利导向”乃至“塑造个人威信”的方式，却与他秉持的“王道”、“礼治”、“法度”理念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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