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之时，韩瑗上书给李治，为褚遂良辩护说他冤枉，说褚遂良是一个为国家着想、不顾个人家庭的人，他的品行坚定如风霜，意志坚强如铁石。
他是国家的忠臣，也是陛下的贤良辅佐。他没有犯什么罪，却被排斥出朝廷，让朝廷内外的百姓都很惋惜和不解。
并举例晋武帝宽容大度，没有因为刘毅的直言而加罪于他；汉高祖仁慈，也没有因为周昌的直率而生气。
但褚遂良被调离，已经过了一年，他对李治并没有不敬，对于褚遂良贬黜一年的惩罚已经足够了。
所以希望李治能够审视他的无辜，稍微宽容一些，不要因为一些小错就惩罚他，以顺应人心。
但李治却对韩瑗说："我知道褚遂良的情况，但他性格倔强，喜欢冒犯上级，因此我要责备他，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他辩护呢？"
韩瑗回答说："褚遂良是国家的忠臣，只是因为谗言和谄媚而被诋毁。以前微子离开后，殷国就灭亡了；张华在位时，国家的法纪并没有混乱。如果陛下无故放逐旧臣，恐怕对国家不利。"
虽说韩瑗的话说得李治哑口无言，但李治依旧没有接受他的建议。
因为建议未被采纳，韩瑗请求退休回乡，但李治没有同意。
紧接着，刘洎的儿子上书申诉他父亲的冤屈。声称在贞观之末，他的父亲因为褚遂良的诬陷而死，李义府也帮助他申诉。
李治便询问身边的大臣，大家都迎合李义府的意见，说刘洎是冤枉的。只有给事中长安的乐彦玮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说："刘洎是大臣，皇帝偶尔身体不适，他怎能立刻自比伊尹、霍光那样的人呢？现在如果为刘洎平反，岂不是说先帝用刑不当吗？"
李治认同了乐彦玮的话，对此事作罢。而褚遂良也失去了回到朝堂的机会。
其实韩瑗为褚遂良辩护，是官员之间的互相支持和保护，也体现了忠良对国家和君主的忠诚。
褚遂良被调离的原因与他的直言进谏有关，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被视为冒犯上级。
李治对韩瑗的回应表明，尽管他知道褚遂良的情况，但因为褚遂良的性格和行为，李治仍然决定处罚他。
这反映了皇权的绝对性，即使面对忠臣的建议，皇帝也有最终的决定权。
而刘洎案件的处理则显示了此时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一方面，有人试图通过申诉来平反冤屈，另一方面，也有人担心这样的行为可能会质疑先帝的决策。
乐彦玮的言语体现了对历史和传统的尊重，同时也是对当前政治局势的谨慎考虑。
皇权独裁的朝堂之上，纷争不断也属正常。反正只要李治同意，黑的便可以是白的。
李治可没有他老爹李世民的气量，更没有李世民的眼光。身边的忠臣减少，那就代表着奸臣的增加。
容不得反对与批评，有了错也不会认错更改，用人不讲才能，只认亲疏。有这样的皇帝，国家不衰弱是不可能的。
显庆二年春，秦琼旧疾复发。于二月离世。
李治闻讯，愁眉不展，言说之词全是北边没了秦琼的震慑，突厥恐怕又会与大唐为敌，全无半点悲哀伤心之色。
而武曌则是让李治不用担心，言说朝中还有苏定方与薛仁贵，有此二人镇守北疆，定可让牛木二不敢擅动。李治闻言大喜，直夸武曌善于识人。
不过，他倒是遵照惯例，让秦琼陪葬昭陵，去地下陪伴李世民。
崔俊得到秦琼离世的讯息已是在半年之后，扼腕之下，崔俊哭红了眼。
三月之时，李治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让原本担任潭州都督的褚遂良改为桂州都督。这一来一去的，道路崎岖，就是在有意折腾褚遂良。
不过，褚遂良倒是老实，得了圣旨便直接去上任。
到了七月，李治得到一个神奇的消息。王玄策一个人干了件大事，一个人将天竺给破了。
王玄策可是个猛人，曾任融州黄水县令，后升任朝散大夫。王玄策这次出使天竺摩揭陀帝国，还是在李世民的贞观二十一年。
唐初，印度半岛最强大的中印度，统一印度半岛建立摩揭陀帝国，并很快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
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李世民命王玄策为正使、蒋师仁为副使一行三十人出使印度。
但此时印度发生了政变，这时候的通讯基本就靠人骑马来传递，天竺这边的事情没个一年半年的，根本传不到大唐。所以，王玄策一行人照常上路。
篡位的新王阿罗顺那听说大唐使节入境，以为是自己的篡位行为被大唐知道，这次是派了使者过来斥责自己的。
担忧之下，竟派了两千人马半路伏击。将除王玄策、蒋师仁外的从骑全部杀死。王玄策与蒋师仁被擒扣押关，在牢中。
后来，王玄策、蒋师仁寻机逃脱，发誓要灭绝印度，以雪使者被杀之耻!
于是两人于是策马北上，渡过甘第斯河和辛都斯坦平原，以喜马拉雅山脉为目标，一路来到了尼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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