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完河，回到村里，我当了生产队的饲养员，一干就是两年。
这个时候，我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但童年的梦还在，上学读书时，那种高远的志向还在。但已经失去了原来的自信。
可是人生竟然有了新的转机，生活向我开启了新的一扇门：
一九七四年那个夏天的中午，太阳像火一样热，烤得人们透不过气来。村南头的小河旁，大柳树下，绿草上，满是泥土的地下，坐满了我们村子的庄稼人。一张张漆黑的脸，掩饰不住本来的憨厚和纯真。
我作为生产队的饲养员，正在给牲口挑水。挑水的井，就在大柳树下，井边镶着有些呲牙咧嘴的砖，周围是我挑水而洒满的水和湿湿的泥。
风章哥站在大树下，挥着草帽，大声地说：“公社让咱们村推荐一个娃去上大学，去读书，条件是初、高中毕业，在村劳动二年以上，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政治思想进步。咱们讲民主，大伙选吧，投票！咱说好，奶奶的，谁也不能搞邪的歪的，大家都要凭良心，选出最好的娃！”
我没有参加会，没有去投票，觉得这好事跟我没有一点关系，想也没有想。有人可能会说，你是瞎说吧，明明这是关系到个人一生前途命运的大事，怎么不去投票，怎么还会觉得和自己没有一点关系。我给你们说，这是真的。这个时候农村的孩子就是这样傻，傻的可爱，傻的叫后人觉得不可思议。我站在井台上，傻乎乎地提了满满的两桶水，站在一片片的水，一片片的泥里，拉开一扁担长的距离，放在地上，两只胳膊，一前一后，搭在扁担上，半蹲下身子，勾上水桶，挺直腰板，挑起来，大步在村民们面前走过。
可是票集中起来，拿到大队支部，一统计，得票最多的竟然是我。
然后是大队支部研究讨论。这一研究，可让风章哥头疼了。支部里面领导的关系，支书自己的亲戚，全都一窝蜂似的找上来。
风章哥说：“不用找，不用托关系，不用走后门，都是乡里乡亲的，没有亲疏，没有远近。奶奶的，别说你们，就算是我自己的儿子够条件，也要按照规矩办！”
风章哥一拍桌子：“大伙有眼光，就是他了：刘宪华。”
爸爸知道这个结果，既高兴又意外，两眼放光，满脸通红，坐在家里灰色的砖炕沿上，依着炕头的被摞子，歪着头，看着我：“怎么会是你？不会是做梦吧？”
我说：“不知道，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是我。可能开会选举时，我正挑水，我一脸的汗水和一身的泥土，还有从井里提水、担水的野狗熊样子，让村民们感动了吧。”
可是这时上大学是实行大队、公社、县文教局三级推荐的，在公社我就被刷下来了，没有戏。空喜欢一场。本来就是个意外，去不了就算吧，也没有放到心上。
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七五年，公社又给了我们村一个上大学的推荐指标。
风章哥说：“不用再选了，还是刘宪华。”
在一个大热的中午，他亲自骑着车子，去公社送我的推荐表，还对公社领导说：“这是个好孩子。去年俺们村报的也是他，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给俺推上去。今年还是他。希望你们开开恩，给俺推上去。今年公社要是再不给推上去，转过年来，再有指标，俺们村还报他。”
这样公社就把我推到县里了。
推到县里，能不能走，仍然是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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