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丞相安童见他应战了，便先下手为强，进奏说：
“尚书省的左司都事周祥，中木谋取暴利，罪状十分清楚。”
这个人正是平章阿合马一手提拔上来的……大头目忽必烈不高兴地说：“像这样的人，征收完毕以后应当公开罢免他。”
平章阿合马这时以进为退，决定趁着这个机会搞一场全面的反腐运动，一来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二来也可以回击一下汉法派的打击……眼下毕竟是财政为一切的事物的重中之重，或许还可以迅积累起一笔军费！
大头目忽必烈有些迟疑了，因为眼下还不容易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局面，反腐会不会引不应有的动乱呢？！
平章阿合马劝谏说：
“近年来由于征集财物以代价军用，减免在编百姓的征税，又裁撤转运司官，让各路总管兼管按额征税，以至于国家的用度不足。
臣下以为先不如查验户口数字的多少，远处的归到近处，设立都转运使，估计情况增加过去的税额。
其二，清查各路总管的账目，以防私下里胆大贪取，可选择清廉有能力的官员分别办理这件事。
其三，应该由公家和私人冶炼铸造铁器，而由官方设局专卖；仍然禁止各种人员不得私造铜器。
如果这样，就能使百姓的财力不会穷尽，而国家的用度也能充足了。”
大头目忽必烈想了想，马上就同意了，因为这次运动只是在底层操作，并没有动了根本，特别是没有碰到鞑靼强盗集团的核心领导层次，于是就批准了他的建议。
这个时候，大宋政府在平章贾似道的推行下，实行“打算法”来在军中反腐；鞑靼强盗集团则在平章阿合马的推行下，在低层官员中实行“经理法”反腐。
事实上，地方官员的账目非常好查。
大头目忽必烈上位初期，集团里的各级官吏没有俸禄，这等于公开地让他们去勒索百姓，贪污中饱。
这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统治秩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所以，早在1263年，阿合马曾订立条例，要减并州县和规定官吏员数，分别品级官职以给俸禄和颁公田，并且要计算月日以考核优劣。
但并没有施行起来。
直到三年后，阿合马任中书平章兼任制国用使的时候，正式规定了京、府、州、县、司官吏的俸禄和职田。
七年后又规定了军官的俸禄，算是慢慢脱离了土匪山大王的制度，开始正规化了。
之后，虽然曾有暂时停俸禄和减官俸的事，但是官俸制度，作为一项重要制度从此确定了下来。
这个时候勒索百姓，贪污钱财不再是合法的行为了。
但是事实上，反腐一直在继续，早在1267年，大名路达鲁花赤爱鲁，总管张弘范等盗用官钱，就受到罢官的处分。
而眼下平章阿合马只不过加大了反腐的力度而已。(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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