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越来越冷了。
风不知从哪个方向钻来，钻进我们的脖子，钻进我们的袖子里，好冷啊。母亲给我们买的新棉袄再舍不得也得穿了，可还是冷。屋子里到处都是风，最好的避风港就是被子里了。所以，每天晚上我们都早早地说再见，钻进自己的被子。被子的被面硬硬的冰冰的，我们缩着身子睡觉。
早上真不愿起床啊。干嘛要读书呢（父母亲“无罪释放”的第二天就组织大家到学校去上学了）？真希望一直窝在被子里。可是不行。爸爸妈妈已经把稀饭煮好了。给我们烤火用的火筒里的炭已经红了。妈妈将我换洗的内衣已经捂滚了。非得起床了。
吃好了稀饭，我们跟着我父亲母亲一起去学校。霜风拂面，感觉鼻子和耳朵都冻僵了。田地上白茫茫一片。
郝爷爷门口的柴垛上，稻草垛上，田野里扑倒在地的干枯的野草上，都铺满了厚厚的一层霜。水田里的水都结了厚厚的冰，我试着踩上去，不裂。你用力跺一跺，才裂开来。小溪边的缓水区也结了冰了。
这种打霜的日子最怕的是过木板桥了。木板桥上也铺了一层薄薄的霜，好滑啊。再也没有人敢在上面奔跑了。河面上冒着水汽。
父亲牵着我的手，我牵着母亲的手，母亲牵着郝珺琪的手，我们四个人小心翼翼的迈着步子，都低着头看脚下。
父亲不断地嘱咐我们小心。即使这样，也有打滑的时候，一旦打滑，赶忙收脚，背上已经冒冷汗了。
终于过完了桥，大家都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我们又可以嬉闹几声了。父亲总是严厉的制止，母亲倒不说什么。
永泰小学建在永泰村的村头。一条青石路从学校门口经过，穿过一个亭子，往村里延伸。亭子已经很古老了，站在亭子里，可以看见横梁已经烂了，透过那些缝隙可以看见蓝天。
老师们一再叮嘱我们不要在亭子里逗留，可我们总是忽略老师们的命令，一下课，就在亭子里跑进跑出。
亭子边，路旁，学校的操场上，有两棵很古老的树，一棵是樟树，另一棵我叫不出名字，一到秋天，这棵树上会结很多很多细小的果子，圆圆的，绿绿的，可是不能吃。两棵树的腰围都很粗，我们几个小孩一起才能将它围成一圈。
出亭子，是一座只有一个桥拱的石拱桥，一条小溪穿桥而过。
说是学校，其实只有一栋房子，平房，砖房，很扁的那种青砖。三间，两间大一点的是教室，一间小而略长的是我父母亲的办公室。办公室的门对着走廊。
我们是复式教学，一二年级一间，三四五年级一间，老师只有两个，一个是我父亲，另一个是我母亲。
我和郝珺琪一起坐在三四五年级的那个教室里。郝珺琪读三年级，我读四年级，同桌，同坐一条长长矮矮的凳子。地面凹凸不平。抬头可以看见房梁，青瓦，以及挂在青瓦上往下垂的蜘蛛丝。
那些被不知什么人推倒一地的桌子凳子被我们一一扶了起来。在黑板上写的打倒郑仁森和严琦的字句在恢复上课的第一天我一进教室就把它擦掉了。
教室里又恢复了往日的那番生机勃勃的气象。进了教室，才又会觉得比睡在被子里舒服，虽然空气还是那么干冷。
那天早晨，我们一进教室，同学们就围过来了。
“郑启航，我们听说，郑老师、严老师这个学期一结束就要回城了，是这样吗？”同学们问道。
“没有啊，哪有这回事？”
“你别骗我们了，我们都听说了。”一个家住在永泰的同学说。
“新老师都没来呢，我爸妈怎么会走？”我自信满满，“可不许乱说。”
“是来两个代课老师。”
“不是代课老师。是什么，什么民，民代老师。”日小抢白了一句。
不用说，在我“东山再起”之后，日小，财小和永福以及东门的其他几个小孩子重新围在了我身旁。但我没有接纳那个在瘦子耳畔嘀咕的人，因为我鄙夷他的人格，不过，我也没有像刻意孤立瘦子那样去孤立他。
瘦子已经完全失去了人心，变得很孤单。他父亲因为刻意要整死我反而被雷劈死了，成了村里的一个笑话，促使他越发憎恨我，但是这一份憎恨他只能压在心里。
因为父亲死了的缘故，瘦子再也不像原来那么清闲，老想着和我“争权夺势”，他现在经常一放学就快速回家——他得帮他母亲做事。
不知为什么，每每看见瘦子艰难地做一些体力活，比如砍柴或挑水，我都会生出一点点愧意，毕竟他的命运因我而改变了。
“哪是什么民代老师？是民办老师。”财小纠正道。
“你们从哪里打听来的消息，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不确定的事不要乱说。”我心里有点堵，同时又有点火。他们这么确信，看来不是空穴来风。
“反正就是这样。要不，郑起航，你去问问你爸爸妈妈不就马上知道真相了。”家住永泰的同学建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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