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日的赐假很不经用，稍纵即逝，一眨眼的功夫，鼎新元年就过去十天了。
这几日，许多衙署已经正式开衙了，但是却不并不算特别忙碌，等元宵节过后，就要一切如常了。
当然，天子的赐假只让衙署中的官吏得实惠，寻常百姓又怎么可能真的歇息十天半个月呢。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
许多百姓从正月初四开始，就开始飞快地忙碌起来了。
播种栽菜，种桑选茧，树木移植……
这些事情都是要从正月开始着手，稍有迟疑很有可能就会误了时日。
于是乎，长安城渐渐就分成了两个世界。
住着王公贵族和百官公卿的戚里、尚冠里和北阙甲第仍然是年味十足，迎来送往非常热闹。
这些吃着皇粮的官员们终日穿着簇新的袍服，乘着不久前才漆过的安车，在大大小小的院落庭院中进进出出。
他们看起来只是到故旧或者上官的家中随意坐一坐，吃一顿便饭，赏几支舞曲而已。
但实际上，他们在那阴暗的正堂里，讨论的却是来年在朝堂上的仕途。
霍光倒了，霍党也已被连根拔起。
骤然挖走了那么多大树，自然就空出了许多的坑。
这一个个坑代表着一个个官位，自然会遭到许多人的觊觎。
大大小小的朝臣们不遗余力地来回奔走，无非是为了求得一个好的前程。
霍光贪墨案带来的震慑还没有散去，涉及其中的许多罪官还在诏狱里等待受刑，所以自然是不敢有人去行贿跑官的。
但是借着过年的喜庆气氛，与自己相熟的同侪上官多走动走动，提前疏通一下关节，探一探口风，并不是一件坏事。
更何况，这何人到底出任何职，不仅关乎着一家一族的前途，更与大汉的天下息息相关，自然更值得提前布局一番。
于公于私，都得多上上心。
这六七年的时间里，大汉官员的拔擢和任免几乎都由霍光一手包办。
看起来要在小朝议上共同商议之后，再由三公和皇帝一起定夺。
可实际上，只不过是走个过场罢了：所有重要的任免都是霍光在大将军府里一笔完成的。
如今，朝堂上无人拥有霍光那样无二的权威了，但不代表朝堂上失去了与天子相对的权力中心。
倒不是有人迫不及待地想要当权臣，而是在此时的大汉，朝堂重臣的权力本就大得惊人。
在此时的大汉权力，是被一分为二的，一面是相权，一面是君权。
二者此消彼长，明争暗斗，时而相权占顶峰，时而君权有优势。
与天子共治天下，这是许多世家大族和豪强巨室刻在骨子里的认知。
丞相是百官之首，这可不是一句空话。
天子贤德时，丞相可以带着百官辅佐天子；天子昏庸时，丞相可以带着百官掣肘天子。
这不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一己之力，而是为了维护身后那些大族豪强的利益。
当然，从始皇帝开始，历代皇帝也视丞相为威胁。
否则，原来时间线上的那些皇帝国君，也不可能孜孜不倦地裁撤丞相这个“百官之首”了。
孝武皇帝之后，大汉的丞相是一日不如一日了，但是名义上的丞相倒了，但是实质的丞相却没有断过。
比如说刚刚死去的霍光，比如说对他取而代之的张安世、丙吉……
霍光在时，通过那幅“周公负成王图”成为了君权的代言人，通过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成为相权的实际占有者。
一人独抓两权，所以其权势才会比肩天子，甚至超越天子。
而也正因为霍光权势滔天，所以大汉的朝堂才会相对安生一些。
如今霍光不在了，自然会有新的朝臣站出来，再次制约君权。
……
正月初八，酉时刚过，光禄勋后宅，大司马大将军张安世的书房中，有些热闹。
在刚刚点起的灯下，有三个人正在高谈阔论，时不时还能听到几声爽朗的笑，谈兴似乎正浓。
这三个人分别是张安世、丙吉和刘德。
今夜，是张安世四十五岁的寿日，请了不少宾客到府中庆贺。
这种朝臣举行的宴饮在正月的时候很常见，所以并不太刺眼。
宴饮散去之后，刘德和丙吉“恰好”被留了下来，一同品鉴天子赏赐下来的春茶。
不多时，本就泡不浓的春茶就品了几道，再泡出来的茶水已经同白水无异了。
几人说话的声音渐渐小了下来，但这不意味今夜的小聚到了尾声，恰恰相反，才刚刚开始。
霍光当政的时候，这三人都很谨慎，在朝堂存在感不强，甚至有意减少自己出风头的机会。
但是这几个月来，除了刘德没有获得太多的露脸机会之外，其余两人风头正盛，已经成了朝堂上的两根柱石。
一个是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一个是光禄勋、总领尚书事——霍光的两条腿，他们一人拿了一条。
既然成了朝堂上的柱石，那自然就要承担起责任，尽心尽力地辅佐天子治理好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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