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绶银印是秩两千石的官员，这几乎已经是大汉品秩最高的官员了。之所以说是“几乎”，因为两千石上面还有万石的三公和数量极少中两千石、真二千石官员。
所以在各封国之中，能够挂青绶银印的官员只有两位，两千石的相和比两千石的中尉，而相丞只有区区六百石。
在相府里出现的自然不会是中尉，那就只能是昌邑国相安乐了。
安乐是胶东国人士，自幼跟随当地大儒学习《春秋三传》里的《公羊学》，三十七岁就得意举孝廉。先是在长安做了三年的郎官，之后又到两个大县当了县令，五年前才到昌邑当上了昌邑相。
单从晋升拔擢的速度来看，安乐这一路都走得非常顺利，已经远远领先于同期的孝廉了。
他再往前一步，应该就是九卿的位置了。
九卿的空缺有限，能够坐到那些位置上的官员不仅需要能力，更需要机缘。
但是，出身孝廉，在官场上一帆风顺的安乐在成为昌邑相的时候，就几乎已经失去了晋升九卿的机会——根据《左官律》的规定，在各封国任职的官员都不能再到中央朝廷出任官职。
虽然这条规矩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铁律了，但是大部分时候仍然是封国属官难以逾越的障碍。
因此，来到昌邑国之后，安乐就不敢奢望入朝成为九卿，只希望能再往右扶风、左冯翊和京兆尹的位置上靠一靠。
不过，这两年的时间里，安乐的内心有一些波动，产生了一些“非分之想”，而让他产生非分之想的动力自然就是刚刚离开不久的刘贺。
安乐其实并不是偶然路过主簿阁的，在刘贺走进来之前，他就已经呆在主簿阁旁边的一间密室里了，刚才在主簿阁里发生的谈话，他听得轻轻楚楚。
安乐轻咳了一声，门外的张破疾立刻就听出了自己东翁的声音，连忙关上侧门，小跑来到了安乐的面前。
“殿下真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妙人啊。”安乐背着手说道。
“正是，殿下才思敏捷，学富五车，惊为天人。”张破疾此时毫不吝啬对刚刚离开的刘贺表示赞赏。
“殿下今年几岁了？”
“下吏没有记错的话，今年应该已经十六了吧。”
“你可还记得两年前殿下是什么样子的吗？”安乐捻着自己的几根胡须说道。
张破疾苦笑了一下，摇头说道：“当然记得，莫要说是下吏，这偌大的昌邑国恐怕没有一个人会忘记吧。”
“怪哉，怪哉！”
安乐一边笑着一边说道，不禁想起了殿下这几年来的改变。
他来到昌邑国一共五年了，前三年看到的殿下和这两年看到的殿下简直判若两人。
前三年的殿下虽然年幼，但是在那群恶奴的撺掇之下，行为孟浪轻浮，把整个昌邑国折腾得乌烟瘴气。
在宫中大摆筵席，饮酒作乐，走马斗鸡，和偷偷带进去的娼优没日没夜地厮混；在东门街驾着马车疾驰，撞倒撞伤的行人官吏数不胜数；带着一群贱奴半夜溜出城外，蒙面纵马践踏青苗，只为了看那些农民跪地求饶的模样……
安乐等一众属臣苦口婆心劝解过无数次，但是毫无效果。
尤其是与殿下朝夕相处的郎中令龚遂和太傅王式，更是常常要被殿下和那些贱奴肆意捉弄。
百姓官员私下里就给刘贺起了一个“昌邑一害”的诨号。
然而，这一切从两年前的一个晚上开始，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据说殿下在狂饮三斗酒之后，大睡了一夜，再醒过来就完全变了一个人。
改头换面的殿下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那些把跟随自己的那些贱奴吊在宫门口痛打了一顿，然后将他们全部交给了工官的手中，让他们去做烧炭打铁的苦活去了。
再往后，殿下就从人见人躲的“昌邑一害”就变成了人见人爱的“昌邑国门下”。
虽然殿下的很多事情看起来仍然有些癫悖，但是安乐这一众臣属却已经不敢妄自评价了，因为殿下这些癫悖的行为，后来都发挥出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安乐想不清楚殿下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他只能把这看做是高祖皇帝在天有灵了。
“使君，您说殿下整天如此忙碌，醉心于各种琐事，到底是为了什么？”
张破疾的问话把安乐的思绪从回忆拉到了当下。
其实张破疾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安乐想知道的。
安乐没有见过其他封国的诸侯王，但是对诸王的所作所为是有所耳闻的——大部分和以前的殿下一样扶不上墙，只有极个别是例外。
这极个别的诸侯王就是广陵王刘胥。
广陵王刘胥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是当今天子的兄长，而当今天子体弱多病，又无子后嗣，一旦有有大不幸之事发生，广陵王刘胥很有可能继承大统。
广陵王胥是例外，是因为他想要坐上长安的那把椅子。
那殿下现在也是一个例外，会不会……
“使君，殿下会不会是想要争……”张破疾没有把话说完，因为这是一个过于敏感的问题，敏感到只是随口讨论，可能也会成为忌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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