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如果将来城市分级制度正式施行，不同城市的级别也应该成为不同地区行政单位工资权重的重要参数。这也是理所应当的——我们国家各地的发展水平并不均衡，先天的地理条件也各有不同，地方行政单位的工作成绩并不能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完全根据经济增速来一刀切显然不公平。一座城市如果先天条件不适合优先发展经济，但人家的确做到了政通人和，甚至路不拾遗，哪怕人家经济发展的成绩算不上亮眼，他们的待遇也应该比其他许多地方更好。而另一方面，经济增速的概念，是建立在确定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的基础之上。而我以前就强调过，想要成为冷战双方的贸易中转站，我们必须资产货币化，这样才不会轻易被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金融手法掠夺。这件事，理想情况下，最好在我们返回关贸总协定之前完成。当然，计划往往没有变化快。无论如何，我们在接下来几年里，要逐渐转变为欧美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同时保持以苏联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为参照，对比研究两种体系的各自的利弊，为将来我们建立更科学的适合自己的经济衡量体系做准备。”
“这些，想要落实到数据上，都是纷繁复杂的事情。别说新成立的研究室，再加上整个计委，也远远做不到完美。记住，不要犯战略性的错误，要有犯战术性错误的觉悟，认识到错误之后，要坦诚，要改正。能够做到这样，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而在企业和行政之外，地方上就是事业单位了。在这些单位里，除了卫生、教育、科研类单位之外，其他的原则上都向行政单位看齐。具体到卫生系统，同样设置最低基本工资，并且统计级别权重，奖金的基准则替换成管辖范围内人均医疗费用和人均寿命增长两个指标，并且，扩大卫生系统在宣传方面的权力和责任。都知道上医治未病，宏观层面上，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的性价比远远碾压直接的治疗。所以，医疗费用里将包括宣传成本，人均费用越低，人均寿命增长越高，卫生系统的人均收入就应该越高。但要注意，人的寿命在技术突破之前，增长速度终归会渐渐到达极限，所以相关的指标规定，需要随时代变化而修订。”
“对于教育系统，正如我以前提到过的，教育回报税是最理想的改革方向。但我们现在显然不具备全国范围施行的技术条件。所以，除了试点之外，全国更多地区，在同样保证最低收入的前提下，我们应该首先对不同地区的现有教育基础进行一个基础的等级划分，把教师的职称等级作为权重，然后把每年学生的学年考试成绩作为大学以下教育工作者收入水平的直接依据。地区教育基础越差，职称等级越高，学生考试成绩越好，教师的收入就该越高。其他教育系统内非一线工作者的待遇则参照企业行政岗位的相应原则。考虑到揠苗助长的问题，低年级教师的收入应该考虑其学生直到高考的历次重大考试的成绩，而不是他直接责任期内的考试。这些教育工作者的平均收入可以暂时规定和各自当地人均收入相同，并且，根据每年高考成绩，由国家财政另行拨款，作为高分考生的历任教师的额外奖金，奖金的总额至少是大学以下教职员工收入总和的10%。”
“至于学龄前教育的收入规划，我暂时没有具体的意见，但原则上相关从业人员的收入体现，应该和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职工趋同。非高等教育部分，大概就是这样。这其实是比较简单的了。高等教育部分，由于紧接着科研，甚至可能直接关联，也无法通过简单的考试成绩来体现教育成果，所以必须探索一条不同的收入分配方案。这一块的改革不仅会影响深远，也很可能遭遇各种阻力。我只能说，高等教育应该产业化，所谓产业化，收入来源不应该直接来自学生的学费，而该是主要两种：一种，是研究课题的成果商业化之后以技术股份的形式的分红。像理工类的课题就不必说了，人文社科类的也可以如《荀灌中原》的历史顾问专家一样在不同商业项目中分红；另一种，则是教育回报税。没错，我们现在每年的大学生只有几十万，将来的工资收入也不见得人人都能达到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这样的数量，作为教育回报税的尝试，是可行的。另外，流行音乐联赛的相关分配制度，也可以研究是否可以推广到更多的人文社科领域。”
“而对于科研类的人员，如果其相关的研究课题能够直接用于商业化，那自然最好不过。可还有不少研究是更基础的，甚至于研究员的成果直到他去世之后许多年，才渐渐体现出价值。所以，在这一块儿，只考虑经济效益的挂钩是不适合的。一方面，从事这样的领域的人，往往是对物质待遇比较淡泊的人更可能出成果，另一方面，能够出一定成果的人，往往都有着领域内甚至是跨领域的比较大的影响力。关于他们的待遇体现，要在保障相对优渥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基础上，以精神待遇为主，而具体的决断，还是咨询中顾委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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